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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广芩与她的《状元媒》

文章来源:新京报 江楠发表时间:2013-04-15

  新时代的京味小说——

  叶广芩与她的《状元媒》

叶广芩 出身清廷皇室宗亲,生在北京,长于陕西。叶广芩祖姓叶赫那拉,人称“格格作家”,擅写北京大家族生活。著有家庭题材小说《本是同根生》《谁翻乐府凄凉曲》《黄连厚朴》以及长篇小说《全家福》《乾清门内》《采桑子》《状元媒》等。  叶广芩 出身清廷皇室宗亲,生在北京,长于陕西。叶广芩祖姓叶赫那拉,人称“格格作家”,擅写北京大家族生活。著有家庭题材小说《本是同根生》《谁翻乐府凄凉曲》《黄连厚朴》以及长篇小说《全家福》《乾清门内》《采桑子》《状元媒》等。

  中国文学进入现代以来,常常上演“双城记”。如果你提到上海,则北京也肯定是一个无法忽略的所在。美国学者帕克曾在他的文章《城市》写到,城市不只是一个物理结构,它更是一种心态、一种道德秩序、一组态度、一套仪式化的行为、一个人类联系的网络、一套习俗和传统。正是这孕育着不同话语与感受的城市,催生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学形态。

  写北京,老舍是第一个绕不开的作家。他用俗白、风趣的笔法描绘京城平民的命运、八旗世家的兴衰,勾勒出生动鲜活的北京风物、北京性格,可谓是京派文学的集大成者。京派文学的写作其实纷繁复杂,但归根结底也都是用京白写京事,北京人特有的文化心态和生活方式塑造出了其基本特点,语言有着北京口语的精炼、生动、幽默,书写内容驳杂,但北京内蕴的那种中国绅士闲暇心态所滋生出的生活艺术,诸如烹调、吃饭、喝酒、唱戏、养花、绘画、书法、习武、收集古玩,都是小说中随处可见的元素。

  在老舍、梁实秋之后,京派文学因为历史原因曾沉寂过一段时间。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京派文学又开始掀起高潮,邓友梅、汪曾祺、林斤澜、刘心武、陈建功、赵大年、韩少华等都创作出了一大批有相似审美风格的京味文学作品。而之后京味文学又渐显没落趋势,直到叶广芩的出现,有人认为在她的小说中看到了京味文学的复兴。

  叶广芩是旗人,出生于一个没落的满族贵族家庭,祖姓叶赫那拉,这是一个庞大而辉煌的姓氏,以出皇后而著名。在她的家族里,与她同辈的孩子一共十四个,当她1994年写了一个短篇《本是同根生》时,这个家族便一次次出现在她的笔下。一个皇室家族在民国以及近百年间的兴衰沉浮,便连同北京的风景地理、风俗人情一同得以展现。

  实际上,叶广芩在1968年就离开北京,扎根陕西40多年,而她的京味小说却以独特的风格走进人们视野,她用散文化的语言写老北京,有浓郁的传统韵味。在她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中,我们看到一个家族所辐射出的故都景象,一群被历史发展所超越的懵懂人群的飘零人生。

  去年,她又完成了一部长篇《状元媒》。全书以京剧“状元媒”开场:清朝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做媒,促成了皇室后裔父亲与平民母亲的婚姻,由此一个家族的故事得以上场,上演了一幕幕的“大登殿”、“三岔口”、“逍遥津”……

  1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孤独的旅程

  新京报:《状元媒》全书用京剧剧目来结构,京剧也常常成为小说中人物命运的注脚,为什么会选择京剧这个元素呢?

  叶广芩:我在小说开场的《跳加官》里写了一句话,“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其实,想想我们这一辈子,每一个人都没有跳出老祖先们给我们囊括的人生规律。这些戏曲就用比较浅显的、农妇都能接受的方式,阐释了人生的规律,教给人们什么是善、什么是美。你看过去老乡们的道德观念大部分都是从戏词、戏文中吸取来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不可缺失的一部分,是我们道德传承、审美观念中很重要的一种方式。因为我就把它用在我的小说里。而且我也喜欢戏,还是小孩子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就会唱小老妈之类的。这算是一个从小的爱好,也是文化上的灌输。

  新京报:《采桑子》实际上写的就是金家中人物的起伏命运,《状元媒》其实也是如此,你觉得你在其中想表达的东西有什么不同吗?

  叶广芩:《采桑子》主要是围绕金家十四个儿女的故事,而《状元媒》视角延伸了,延伸到社会中去了。社会背景和老北京平民百姓的命运,在《状元媒》里面展示得比较充分。我觉得《状元媒》的视角要比《采桑子》更广阔,写作手法也比《采桑子》更成熟、老练一些。《采桑子》你还可以看到很多书面的东西,《状元媒》就全是用大白话,就是我一个老太太来讲述事情,是用这样一个语言和角度来叙述的,更大众化了。

  新京报:我读完小说有一个感觉,《状元媒》中人物命运的走向大多都是很悲凉的,但叙事的语言却总是不时的幽默、风趣,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差呢?

  叶广芩:我老是跟人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很孤独、寂寞的旅程。虽然我们也有亲情、爱情,但你内心深处的东西总是只有自己才能理解。有时候睡觉,在深夜中醒来,常常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解不开的疙瘩纷至沓来,和领导的、和爱人的、和子女的、和同事的,甚至和自己身体的,这确实是一个人的战争啊,这个战争一直到你死都存在着。甚至于有时候在饭桌上推杯换盏,大家非常热闹、亲密的时候,我内心也常常会产生一种孤寂的感觉。这种感觉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都有体会,尤其当你渐入老境,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所以我写的人物最后结局总是比较悲凉。但从我们的性情来说,我们又不能悲凉,还是要看到一些比较光明的东西。就是说在跳出来看人生的时候,要有一种笑对人生的感觉。

  2 写北京的题材,我总是比较沉重

  新京报:你也尝试过很多不同的风格和题材,北京这个题材给你的写作带来了什么?

  叶广芩:写北京的题材,我是比较沉重的。因为它牵涉到了我的认知,我的家族、我的朋友。我要是写外面的题材就是另一种心境、另一种笔法,我最近就在写一个陕西农民的经历,笔调绝不是写北京家族题材的这种沉着、冷静,是很欢快、幽默,甚至于调侃的。

  新京报:很多人把你的家族小说定位为京味小说,在整个京味小说的写作传统中有没有哪个作家对你影响很深?

  叶广芩:老舍,《老舍全集》我买了两套,一套放在西安,一套放在日本,没事就拿起来看。解放前,老舍曾经当过方家胡同小学的校长,我曾是方家胡同小学的学生,我常说从这开始我们就结了缘了。老舍在写作上对我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语言方式和叙述方式,那种娓娓道来的感觉。他的小说给我影响最深的是《正红旗下》,我看了不知道多少遍,其中那种叙述方式正是我所喜爱和熟悉的。《状元媒》的语言,我觉得或多或少是和老舍接近的。再一个就是老舍的文化视角,他会写自己所熟悉的事情,比如《正红旗下》几乎可以说是一个自传体的小说,但是他也会写他不熟悉的事,像《月牙》、《离婚》,都是北京的事情,但不是老舍身边的事,是他听到的,然后变成了小说。这种视角我觉得是作家们很需要的,也影响了我的写作。

  新京报:除去老舍,还有哪些京味小说作家是你喜欢的?

  叶广芩:很多,邓友梅啊、赵大年啊,往后说的话,我比较喜欢王朔。当时他写的那种小说对我的冲击非常大。我看到了一个很活跃的思想,很灵动的手法,他的语言是那么跳跃、鲜活、幽默,还有就是北京人的那种不吝,什么都不在乎,这绝对是北京味。徐坤也写了很多北京的题材,我也比较喜欢,她的东西展现了北京现代生活、现代化建设很重要的方面,这是我所不行的。我既比不了王朔的灵动和调侃,也比不了徐坤的那种字正腔圆的感觉。

  新京报:你刚刚说你的写作给京味增添了不同的色彩,你觉得你的京味小说的特色是什么?

  叶广芩:我的特色在于我对过去的了解,我的语言还保留了五六十年代老北京的传统习惯,甚至于还保留了一些北京人说话的幽默,还有就是胡同中那种平静的视角。

  3 地域对一个作家的养育非常重要

  新京报:你是怎么理解京味小说的?你觉得当下京味小说发生了什么变化?

  叶广芩:京味小说和北京人有很大关系。现在北京人由好几部分组成,一个是老北京,一个是在北京工作的人,再一个在北京的农民工,诸如卖馒头、摊煎饼等等的这类人。我觉得京味小说也在变化之中,我们对京味小说的理解,还停留在老舍那样中规中矩、京腔京韵的印象里。但如果你写一个在北京摊煎饼摊的某某某,难道就不是京味小说吗?京味小说并不是非用北京话来写,它的范围很宽泛,我觉得用普通话写北京市这些拼搏的打工族的小说,都应该属于京味小说的范畴。

  新京报:在《状元媒》的后记里,你说自己站在楼上看北京,突然觉得恍惚,这是西安、上海还是东京?城市的生活越来越趋同,你觉得北京还会孕育出京味小说吗?

  叶广芩:出得来,北京有很多的优秀作家,他们也在不断地探索和努力。我觉得生活在北京市内的作家们,他们的作品会充分地表现北京这座城市的精神面貌和语言习惯,包括语言的变化。如果我现在再用老北京的话写今天的北京,肯定是对不上号啦,但他们是游刃有余的。

  新京报:你了解海派文学吗?你认为地域和文学的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

  叶广芩:我不了解海派文学,但地域对一个作家的养育是非常重要的。我曾在日本生活,日本人的性格就是很含蓄,表面上礼貌、温良,但是内心深处却汹涌澎湃。所以他们的性情和地域所培育出的文学也是平淡的,但很有韵味,值得你去推敲琢磨。说回北京,北京孕育出的作家写出的东西都有北京大爷的一种范,这点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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