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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鸿丨石峁:最近中国的城

文章来源:朱鸿发表时间:2023-11-17

  编者按:

  “落日驱烟,黄昏抵岭。我蓦地想遥望一下石峁的地理大势,遂离开广场,过外瓮城,再过内瓮城,再过一个庄严的门道,登上了皇城台的巅峰。”

  近年来,朱鸿持续关注石峁遗址的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创作了《石峁遗址的城与玉——中华文明探源视野中的文化思考》《石峁城的曙光》等作品,受到文学界与考古学界的广泛关注,其观点被大量转发引用。2023年7月,朱鸿参加“中国一日·走近中华文明”大型文学主题实践活动,第四次走进石峁遗址。他深入发掘现场、文物展室、文物修复医院等地,详细了解遗址保护、利用等情况,深深感到,“石峁遗址蕴藏着华夏文明的源头密码。由此可见,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是何等漫长,艰辛而又伟大”。

  《人民文学》2023年11期刊发了朱鸿的散文《石峁:最近中国的城》。今日,文學陝軍邀您共同探看石峁遗址。

  由衷感谢,我得以身临石峁遗址的考古工地,目睹一个雄奇之城如何在手铲和刷子下,继续谨慎地浮出大地,且深长地呼吸了一口史前文明的空气。

  仲夏之季,下午三点,榆林的天空无限开阔,黄土高原的天空和毛乌素沙漠的天空完全一样,都是白云。一旦有白云断裂,宇宙之蓝便倾泻而出。阳光强烈,田野的朽木、枯藤和沙砾,乃至整个大地,无不烤得像炉火边的旧草帽或旧簸箕似的滋滋作响。

  我走过石峁的外城,又缓缓地走过石峁的内城,一步一步地登上皇城台,在骤然而起的旋风中,举趾南夹道的石雕之间,倏然一个转弯,穿西夹道,便到了考古工地。

  考古队的韩倩女士欲站起来,我示意她继续发掘,不必影响工作。她说:“这是一个盗洞,需要清理出来。”她用手铲敏捷地削土,每次也就切下两厘米左右。铲身坚韧,铲口刚硬,遂能吃土锐利,褪土干脆。等土散开,大约有半箩,韩倩女士便停下,由一个民工用铁锨把土拆去,接着,她再削土。碰到石或陶,她就拿刷子拂一拂,以作判断。

  如此循环往复,还要克服住宿、用餐、极端天气及只能把手机挂在树上接收信号的重重困难,从二〇一二年夏天起,逾十年之发掘,一座塞上之城便有了自己越来越清晰的轮廓和容貌。

  石峁的海拔在九百零一米至一千三百三十七米之间,远看与近瞧,它都是隆起于大地的,呈浑圆之状。

  距今大约四千三百年,先民开始在此造城。距今大约三千八百年,先民由此离开。先民于兹生活了大约五个世纪,石峁是这一切的见证。

  尽管岁月无情,然而石峁的城墙仍有残存。其短者数米,长者近乎百米。城墙立于顶部,是随山势经营的,遂多有蜿蜒,少有正直。遇到沟壑,便堙谷为垣。在平旷之处,就挖掘基槽,垒砌为垣。造城的石头皆经过了打磨,且以草和泥,使之凝固。累计,石峁的城墙足有十公里,这也构成了它的边界。

  夏日之中,城墙冒着热气,并散发着史前原始味道。推倒城墙的,或是洪水,或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洪水一般的修田种粮的肉体。阳光照耀着褐色的石头,我不禁要伸手摸一摸,心里除了沧桑,还有寂寞和荒凉。

  石峁的中心在皇城台,巍峨且壮丽,峻迈且威严。这一带有广场,出土有石雕的神面、人面和兽面,凡此,透露了祭祀的信息。站在皇城台,天空很近。环视大地,山川宁静,仿佛有神的眷顾。

  怀抱皇城台的是内城,它的建筑也沿着山势呈浑圆状。这一带有屋舍,带庭院,墓葬也在这一带发掘出来。生死同域,其中的究竟,想必也自有道理。这里出土有玉鸟、玉管,还有绿松石佩饰,是否为劫掠所余,也未可知。

  环绕内城的是外城,在此,防御功能加强了。外城的东门一带有瓮城、墩台、马面,无不是防御观念的反映。外城的东南方向,有一个老村樊庄子,早就荒芜了。发掘显示,此乃哨所,耸立上矗,视野开阔,宜于发现敌情。它与外城的直线距离大约三百米,若有异动,也足以回旋。先民的设计,可谓高明矣!

  疾风任性,不知从哪里来,不知什么时候来,然而它来了,阳光就悄然匿迹,天地也转晦暝。少焉,疾风遁形,阳光复亮,石峁仿佛笤帚扫过一样干净。

  徘徊石峁,想到先民出出进进、来来往往,偶尔竟生怵惕之感。旋见流光四射,云卷云舒,又有黄土坦然,草木茂盛,遂朗畅且自在。

  石峁造城,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更具复杂性和连续性。总体构想,包括门在哪里、道在哪里,事神在哪里,茔地在哪里,先砌高处还是先砌低处,以及石头的供给、运输和打磨,都需要系统思维。点的施工与面的施工,如何指挥、如何协调,也需要通盘考虑。劳力的征召、分配,他们在工地怎么吃饭、怎么寝息,都不是简单的问题。凡此,我以为石峁先民的社会已经有了国家的性质,因为一个普通的聚落显然不能完成这样浩大的工程。

  也许石峁先民仍为聚落状态,不过它是大型聚落。石峁周边有一些小型聚落,它们未必不是石峁的附庸。石峁,恰是这种大型聚落,才使一个原生的国家在东方孕育着。

  我数至石峁,随着考古的深入,文物出土的累积,我还会再到石峁来。我对中国史前文明很感兴趣,一直在探索中国人是怎么形成的、中国人的心理和性格如何。这座城上通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晚期,下通夏朝早期,它的资讯无不是酝酿中国的资讯。

  石峁的文物林林总总,它们对先民的生活状态勾勒得也可大体,也可微妙。

  石峁先民有农耕,种的是黍和粟,大约一年一料吧。北京东胡林遗址出土的碳化黍和粟,距今大约一万年;内蒙古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碳化黍和粟,距今大约八千年;到石峁先民,黍和粟的收成应该提高了吧?麦类植物也可能在此种植,因为斯坦福大学刘莉于斯发现了七百一十一个淀粉粒,或是小麦,或是大麦,或是野生小麦!

  粮食产量低,遂有畜牧。石峁先民半种田半放牲,这种日子在此区域也颇为相宜。石峁一带的动物逾三十种,凡猪、牛、羊、狗和鸡都能家养,肥了就宰。似乎吃羊成风,考古发现,这里出土的羊骨当以万计。鹿、熊、飞禽,是野生的,也可以猎而食之。也许他们还捕鱼,河宽水旺,何乐而不为呢?采摘树上的果实也是一种传统,且为举手之劳。

  以兽皮为衣,也是世代的习惯,石峁先民不会丢掉。不过服装的材料也会更新,以麻布和丝绸为衣,已经可能。苎麻是草本植物,其茎之皮洁白发光,也很柔韧。先民用过苎麻一类的纤维纺织物,在石峁,我看到了它的遗存。骨锥和骨针极多,可以编,可以缝。

  石峁先民之所居,有半地穴式、窑洞式和地面式。

  穴居最易,也最早。山野之中,穴居处之,尚矣!从穴居到半地穴式是一种进步,湿气减少了,阳光增加了,是有利健康的。窑洞多在北方,广袤的黄土高原便于凿窑打洞,其遮风避雨,冬暖夏凉。石峁的窑洞式有继承,也有提高,因为建筑材料和建筑工具皆发生了变化。地面式,当然是屋舍了,先民用上了筒瓦和板瓦。瓦留下了切痕,并以蓝纹和绳纹为装饰。我收藏有西周一块瓦当,总以为这是中国最早的瓦,很是得意。见到石峁的瓦,才明白先民所用之瓦比西周的瓦早了逾千年,然而这也不一定是最早的瓦。屋舍的地面式,大约只在皇城台一带才有,且以白灰涂了墙。这种屋舍到底是用来起卧还是用来祭祀,或是廷议,仍不明。天黑了,先民便各入其居,悄然睡觉。天明了,先民遂各出其室,熙攘劳动。

  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先民的作息,大约就是这样的吧。

  石峁先民的陶器各有其态,各有一用。凡盆、罐、瓮、豆,皆为盛器。黍和稷脱粒了,当贮存起来,慢慢吃,就要用盛器。猪肉或羊肉剩下了,当放到下顿,也要用盛器。凡鬲、斝、甗、盉,皆为炊器,用什么蒸、用什么煮,自有区别。锅在现代多为金属所制,但其原型却是陶制的。锅是中国人的发明,根本原因是中国人追求烹饪艺术。炊器显示,先民在饮食上已经不愿凑合了。

  他们烧的应该是柴,也许从那时候起,天天拔草,岁岁伐木,生态便渐渐衰退了。

  石峁先民的工具似乎不少。石器有斧、刀、铲、凿,骨器除了铲和凿之外,还有针和锥,玉器也有斧、刀、铲、凿,且有杵、棒。

  先有石器,后有玉器,玉器是从石器之中产生的。一件石器是否有策划、有打磨,是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的分野。旧石器时代的工具是在河滩和山麓捡起来就用的,新石器时代的工具是经过加工的。加工这种劳动,便把人类的意志投射在石器上了。

  虽然玉器产生于石器,不过后来居上,并用来事神。

  铜器也有发现,我不知道藏在皇城台一带的一把铜刀是工具还是武器。

  铜镞一定属于兵器,骨镞当然也是兵器。骨镞甚多,铜镞甚少,是由于铜镞的技术含量高,铜的材料也难得。骨镞的技术含量低,材料常有,遂易得且甚多。石斧、石刀、石铲和石凿皆归工具,不过一旦开战,它们也是兵器。也许玉器的斧、刀、铲、凿的杀伤力还会大于石器的斧、刀、铲、凿的杀伤力,然而玉器基本上皆为礼器,是一种象征,一般不会持玉器打仗。

  死很恐怖,也很重要,石峁先民不敢轻视。墓葬有的坑大,逾十平方米,有的坑小,仅一平方米;有的是木棺,有的是瓮棺;韩家圪旦的一处墓葬还有狗殉和人殉,并用玉器和铜器,其厚葬矣!可惜我之所见,只是墓葬在黄土之中演化数千年以后的结果,其入殓、出殡、入土和起坟的过程或仪式,统统消失了。

  夕照璀璨,不过红日毕竟偏西,阳光遂软化且散淡起来。长风仍是出没难测,忽左忽右,忽上忽下,俄顷便不远万里,带着沙尘俯冲而下,给石峁一个惊扰。转瞬之间,长风消弭,白云漂移,宇宙之蓝也更邃密、更邈渺。

  我在石峁先民的废墟上踱来踱去,不禁会自问:有人殉的墓主是谁呢?其会以麻布和丝绸做衣吧?这位墓主之所居,大约也是地面式的屋舍,且以筒瓦和板瓦为房顶吧?墓主是这座城的管理者吗?是祭祀者吗?墓主的权力是否有度?墓主是否有属于自己的财产?其地位到底如何?是否组建了一个集团?若有集团,它算是一个阶层吗?先民是否存在阶层的差别?若有阶层的差别,它是怎么形成的?是造城之前就形成了还是在造城以后形成的?这位管理者和祭祀者的权力如何获得,又如何传位?是否有过禅让制度?禅让又是如何结束的?其是这座城的王吗?其不是王吗?

  长风忽在蓁莽之上,忽在树林之间,忽在沟壑摄土,忽在天空弄云。长风无始无终,不可捉摸。

  看得出来,石峁先民对美大有热情。

  在皇城台一带的堆积中出土了漆皮,那么漆皮是从什么器物上掉下并埋在了堆积中呢?在外城东门一带出土了壁画,是一种几何形的彩绘,那么壁画要表达何意?是怎样的画师所为?属于宫廷画师吗?属于专职画师吗?漆皮和壁画擦亮了我的眼睛,也擦亮了我的心,令我敬重先民在精神上的追求。

  他们还创造了骨制的口簧和管哨,创造了陶制的球哨。虽然未见鼍鼓,不过一片鳄鱼骨板,会使人想到鼍鼓。这些乐器也许是用来事神的,然而它们像漆皮和壁画一样,悉为先民对美的崇尚。

  先民以绿松石作佩饰,以蚌作佩饰,且戴指环,以笄束发,都是审美的需要。佩玉,当然也是审美的需要了。

  这是一座充满信仰的城,神无所不在。天帝是神,祖先逝世以后也变成了神,都要祭祀吧!

  在外城东门一带有人头骨坑六处,有两个坑分别埋人头骨二十四颗,其他四个坑各埋人头骨一颗至十六颗,不等。观察显示,人头骨上有灼烧的痕迹。鉴定显示,人头骨的性别是女多男少。分析显示,这些牺牲者是石峁先民的外敌。也许某个聚落对这座城构成了威胁,遂在造城之际,对外城东门予以特营,并在外城东门修了内瓮城和外瓮城,以防御外敌入侵。石峁的王仍有忧患,便举行了大型祭祀。王以俘虏,尤以年轻的女性俘虏为牺牲者。杀其头,灼烧之,接着埋在外城东门。王以如此惊心动魄的祭祀请求神的保佑,并向外敌宣示,我的神答应保佑了,何况我的神比你的神伟大,从而令外敌畏惧,你要来犯,在此的牺牲者就是你的下场。这是一次成功的奠基,它的保佑效能大约五百年。

  也许石峁先民的外敌在黄河以东,在其中下游一带吧。

  实际上皇城台不仅是石峁的中心,也是祭祀的中心。因为正是祭祀的中心,才成为这座城的中心吧。

  先民观天久矣!上古天文学家认为,以北极星为标准,集合周围诸星,合为一区,曰紫微垣。紫微垣就是紫微宫,就是紫宫,就是天宫,天帝所居也,神所居也。对此司马迁有论,蔑里乞·脱脱也有论。皇城台之高亢,若拔地而起,在此仰望,北极星闪闪发光,最大,也最亮。祭祀天帝,皇城台合适之至。造城,且如何布局,都当向神报告。选择石峁,并筑皇城台,难道不是占卜的结果吗?

  在皇城台的夹道一带,有几十件石雕,体量之硕令人惊叹,图案及纹样之意令人深思。这些石雕,凡神面、人面和兽面,皆是用来祭祀的。

  神面石雕,都会夸张变形。长发戴冠,眼睛瞪视,鼻子倒悬如蒜,嘴左右扩张,尤为突出的是牙齿外露。夹道上的神面呈扁圆柱状,高大约一米,前一神面,后一神面,属于双面神。除了这个扁圆柱状的双神面以外,还有神面石雕镶嵌于皇城台一带的南护墙里,还有神面石雕埋在南护墙塌陷的堆积中。神面透出非凡之力,威风凛凛,涌着杀气,是天帝的象征。为了安全,为了丰衣足食,为了山川河流之利,或为了征伐之胜,皆要围绕神面石雕举行仪式,以赢得天帝的支持。

  人面石雕是祖先的象征,因为祖先的逝世,并非一切归零,相反,祖先变成了神。意识是慢慢形成的,应该允许意识之河穿过峡谷,淌过森林。既然是神,当然也有非凡之力。今王纪念先王,便可赢得先王的守望。

  人面与神面的主要区别是,虽然人面也具生畏之感,不过并无杀气。神面嘴大,且牙大,有吞噬之凶。人面一般不张嘴,不露牙,虽然也很严肃。有一些人面石雕,属于即兴之作,可以欣赏,不具保佑的功能。

  兽面石雕有牛头,反映了先民对牛的崇拜。还有一件兽面石雕,只有两只眼睛,其巧在专取三角形之棱为鼻,表现了一种警觉和猛戾。这样的兽面皆非等闲之物,相反,它也有一种非凡之力,若神一样可以避邪。

  在皇城台一带出土的几十件陶鹰,到底是干什么用的?陶器多为实用,陶鹰既非盛器,也非炊器。先民对飞鸟的景仰和羡慕,所从来远矣,并坚信它能通神。在先民的观念中,飞鸟能上能下,自由往来,是神的使者,甚至太阳也是一只飞鸟。可以判断,陶鹰是对飞鸟的模仿,是用来祭祀的。不难想象,举行某种仪式,这些陶鹰的背部将置玉器或别的什么神喜之物,从而用来事神,恳愿神成全先民之所欲。考古专家孙周勇先生给我提供了新华遗址的一个考古发现:祭祀坑底有禽之骨骼,骨骼之上或骨骼之中有玉器,凡牙璋、璜、环和钺都有,然而不止这些玉器。我由此获得的启示是,石峁先民为了让飞鸟传达自己的期望,遂制作了用来祭祀的陶鹰。陶鹰腿部粗壮,背部结实,昂首展翅,仿佛马上就要振翅冲天了。

  随着发掘的扩大,石峁出土的玉器遂可列陈。外城东门一带外瓮城出土玉钺数件,还出土有玉璋、玉璜、玉刀、玉锛和玉铲。皇城台一带外瓮城出土玉钺数件,还出土有玉环、玉琮和玉刀。材质驳杂,不过形制全面,琢磨技术在粗犷之中有其细腻。这也是石峁玉器为世人所好的原因吧。

  实际上至迟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石峁玉器便流失天下了。一九二九年,有榆林农民带玉器四十二件,在北京一条街上换钱。萨尔蒙尼,一个美国籍的德国人,是科隆远东美术馆的代表。他懂玉器,便翻来覆去地选,终于购得四件,交由科隆远东美术馆收藏。这个榆林农民所持玉器,应该属于石峁玉器。当年还有外国人亲临榆林,以白布一匹交换一件玉刀的。海外至少有大英博物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波士顿美术馆、芝加哥美术馆、巴黎吉美博物馆和白鹤美术馆,收藏有石峁玉器。境内的民间收藏,石峁玉器从来也是大有魅力的。统计显示,石峁玉器近乎四千件已经别石峁而去。考古发掘的玉器真是少之又少,这令人心痛。

  石峁玉器甚多,但其玉器传统却是继承和学习来的。越燕山和阴山,在北方草原,玉器的历史更久。今之吉林白城双塔遗址,有距今一万年的玉环出土;今之黑龙江饶河县小南山遗址,有距今九千年的玉器出土,且玉环、玉璧、玉玦、玉斧和玉匕形器,初具谱系;今之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有距今八千年的玉器出土;今之西辽河流域,有距今六千五百年至五千年的红山文化玉器出土。玉文化如此强劲且持久,必能翻过燕山和阴山,传播于黄河流域。它也可以沿海而下,传播于长江流域。在北方草原,也许玉器是萨满的法器,到了黄河流域,玉器便演变为巫的法器。先民相信,奉神以玉器,神会赐福的。

  石峁应该是这样一个城,其先民相信世界有神,神无所不能,遂以玉事神。在造城过程,一旦到了关键部位,先民就要举行仪式,并会把事神的玉器置于此,从而博得神之欣悦,以乞城的永固、子孙的兴旺。从墙里发掘的玉钺,都是事神以后留下的。

  望着皇城台,定睛叠加的石头,我向前去,轻抚了一下安放玉钺的墙壁、墙缝和墙灰。夕晖所在,一片金黄,我的手也是一片金黄。不过旧物色黯,仿佛一切都在时间里融解和消化,皇城台遂到处弥漫起了凄怆。先民的苦心孤诣,我也实实在在地体验到了。

  脑海蓦地闪过一个问题:是谁主持事神的仪式?不同的仪式由不同的人主持,还是凡事神之仪式皆由一个人主持?主持事神仪式的人逝世了,是否有玉器陪葬?那些有玉器的墓主,是否就是主持仪式的人?主持仪式的人是王吗?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此乃春秋之季刘康公的观点,然而这并非他的发明。新石器时代以来,凡大型聚落、具国家元素的聚落和国家,皆重视祀和戎。石峁先民正是这样,夏商周也是这样。刘康公总结了历史,才指出了祀和戎的重要。

  石峁还有一种玉器,其刀形端刃,刃呈浅凹微弧之状,一尖高,一尖低,尤以束腰瘦长,扉棱在侧,展现了龙的神秘、奇异和变幻,这就是牙璋。

  龙山文化源于大汶口文化,先有大汶口文化,再有龙山文化。不过龙山文化发展迅猛,遂成为距今五千五百年至四千年之间的主流文化,且以黄河中下游为活跃区域。牙璋起于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这能够证实:山东沂南罗圈峪遗址出土牙璋四件,距今五千年至四千六百年,处大汶口文化晚期;山东临沂大范庄遗址出土牙璋两件,距今四千七百年至四千三百年,处大汶口文化晚期与龙山文化前期;山东五莲上万家沟北岭遗址出土牙璋一件,处龙山文化;山东海阳司马台遗址出土牙璋一件,处龙山文化。

  容易理解,石峁的牙璋是受到龙山文化的启示,吸纳了龙山文化,或曰石峁的牙璋就是龙山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石峁的牙璋有突出的特点,其形神兼备,灵气十足,且量大而集中。因为翘楚,石峁的牙璋也会启示其他区域,甚至成为典范。这在甘肃清水连珠遗址出土的牙璋有所表现,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牙璋更有表现。

  考古专家对石峁的牙璋与二里头牙璋的联系尤为重视,且显得兴奋。张长寿先生认为,二里头的刀形端刃玉器直接来自榆林的玉器传统。

  非常清楚,牙璋的传布反映了一种文化的交流,然而不止于此。

  石峁文化的底色是仰韶文化,不过它也受到龙山文化、齐家文化和红山文化的影响。龙山文化的影响是直接的、覆盖性的,齐家文化与石峁文化的影响是交叉性的、选择性的,彼此各有侧重;红山文化的影响应该是间接的、借鉴性的。

  皇城台一带的石雕,形体宏巨,栩栩如生。有学者认为,石峁的人面石雕受到奥库涅夫文化的影响。奥库涅夫文化距今大约四千五百年,出土的石器有斧、杵、臼和人面石雕。奥库涅夫遗址在今之俄罗斯南西伯利亚,除了石雕,这里出土的还有陶器、骨器和铜器。也有学者认为,石峁的人面石雕受到哥贝克力文化影响。哥贝克力文化距今大约一万两千年,其石器多呈柱形,表现羚羊、蛇、狐狸、蝎子和猪。哥贝克力遗址在今之土耳其东部哥贝克力山丘,以石雕之多著称,遂呼为石阵。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文化,距今八千年至七千四百年;内蒙古敖汉旗赵宝沟文化,距今七千三百五十年至六千四百二十年;红山文化广布,中心在内蒙古及辽宁区域的西辽河支流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和大凌河一带,距今六千五百年至五千年。这三种文化遗址,除了出土玉器、陶器和骨器之外,皆出土有石器,且出土有人面石雕,或全身,或只是脸部。我以为,石峁的人面石雕,受北方草原石雕的影响最大,也最便捷。

  海贝有黑有褐,皆出土于皇城台。资料显示,海贝来自中国海南区域。这是装饰品,也是奢侈品。关键是,它也透露了石峁先民在文化上交流的广泛。

  有的考古专家急切地想找到石峁遗址与二里头遗址在文化上的联系,包括从牙璋探索彼此的联系,这可以理解。不过是否发现石峁文化与殷商文化的联系呢?司马迁说:“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者著于百姓,百姓以平。”很清楚,石峁先民与殷商有一度是共时的。在人殉上,石峁影响了殷商,在神面、人面和兽面上,石峁也影响了殷商,这在殷商的墓葬、青铜器和玉器上,都有充分表现。

  皇城台的夹道,就是立有扁圆柱状神面石雕的地方,看起来像一个广场,平旷、宽敞。我踟蹰着,沉吟着。斜阳所映,四方皆亮。不知什么时候长风敛其啸声,似乎要结束自己在天地之间的运动了。石峁先民的祭祀中心,一个极其重要的场所,我需要全心全意地感受。我踌躇着,盼思想有力,以穿透一些问题。

  我隐隐看到一个王,虽然他是主持祭祀的人,不过他也负责这座城的安全与治理。仰观其天文,俯察其地理,选择在石峁造城,王便行使权力了。王的权力,不仅在信仰,也在武装和行政。权力机构只能是塔形,王在塔尖。

  在王的领导下,这座城渐渐产生了分工。当设有石坊、玉坊、陶坊和骨坊,以满足衣食住行及生老病死之所需,这些算是先民的物质生活。物质生活离不开技术创新,遂又出现了铜器。设有铜坊,才能冶炼铜镞、铜刀和铜环,并以石范铸之。审美也是一种需要,它甚至是人类进化的永恒动力。这座城出土的漆皮、壁画和佩饰,都能见证先民对美的渴望。还有祭祀及各时各处的事神活动,更是人类发展要走的必由之路。文化的输出和输入,也在进行。凡此,算是先民的精神生活。

  这样一个社会,其组织、运转、秩序,无不荡漾着一种东方的史前文明,且具国家的品格。那时候,上古时候,东方星辰似的,出现了一批邦国。石峁这座城就是那时候的一个邦国,且是一个成熟完备的邦国。

  然而细推物理,我一再自问:石峁的社会状态不像一个王国吗?

  我在十年以前曾经论证,石峁是幽都,或是尧帝之陪都。此言有未尽之意,这便是:大禹治水,也能造城。尧帝以后,这座城也会落入大禹之手,并成为夏启之国都。

  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自之乂民。

  此铭文铸在西周青铜器何尊上,称为金文和钟鼎文。“中或”就是“中国”,它是“中国”之词的草创和初生。

  先秦以来,智士以定都天下之中为中国,中国的外围是夷狄。天下之中,指中原和中土,定都于斯,遂为中国。这一带就是黄河中下游,定位准确一点,指今之洛阳盆地。西亳,商城,在今之洛阳。周武王的成周,周平王的洛邑,皆在今之洛阳。何尊上的中国,就在此区域。

  特别重要的是,二里头遗址在此,其距今三千八百年至三千五百年。学术界普遍认为,二里头遗址意义非凡:夏朝中晚期定都于斯。

  考古专家许宏的观点是:二里头有中国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城市干道网、最早的青铜礼乐器,这里也有最早的移民集合体。不仅如此,二里头文化是最早中国的代表,是最早的中国。

  证实夏朝的存在,将证实中国历史五千年年的存在,且夏商周的贯通,将令世人信服。对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开始于一九五九年,不知将终于何时。无论终于何时,也要坚持到底,因为这属于中华文明的探源。

  夏朝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的出现。夏朝的诞生,就是中国的诞生。

  如果二里头遗址是最早的中国,那么石峁这座城就是最近中国。不仅是路近,乘桴浮于黄河,一个拐弯,便从石峁到二里头了。我的最近中国,是指石峁文化的性质更像一个国家,一个从邦国脱化而出的王国。请想一想石峁先民的王吧!

  中国的进步是艰难的!有数千年,它逡巡于邦国时代。至公元前四〇七〇年,大禹之子夏启为王,世袭发轫,进入了王国。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王嬴政兼并六国,自称始皇帝,进入帝国。计有两千一百三十二年,到一九一一年年,帝国结束。中国一直在进步,它的每一寸或每一尺的进步,都需要推动,这是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历史所证明的。

  皇城台的结构、石雕和五个世纪的祭祀活动使我流连忘返,因为这里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皆隐有秘密。

  落日驱烟,黄昏抵岭。我蓦地想遥望一下石峁的地理大势,遂离开广场,过外瓮城,再过内瓮城,再过一个庄严的门道,登上了皇城台的巅峰。

  立于天地之间,环顾四野,我顿生渺小和孤独之感。

  所有的风都平息了,仿佛长风、疾风和旋风通通回家,闭户,沉睡了。宇宙空明,白云变红,红若火烧。不止于红,稍离太阳,白云便以赤橙黄绿青蓝紫相染。太阳沉降,晚霞欲飞。太阳仿佛使了无穷无尽的力,吸附着无边无际的彩色之云,并令云随它而去。云渲迅速,其自西而东,像一张乱蹦锦鳞的渔网撒满了天空。云游徐缓,其自东而西,像在展览天帝的银器、铜器、金器和玉器。残阳如花,袅袅兮,缤纷兮,迟迟不愿逝去。

  这样的气象,石峁先民一定见过,且震撼过他们的心。

  石峁在秃尾河与永利河的相激之处,这座城不仅巍峨,并自成一体。虎踞龙盘,不怒而威。黄河绕着它,套着它。四方之地,无不沟壑杂错,丘陵纵横。黄土之外,多是石头。世有八风,北方是广莫风之源,常常会扬起毛乌素沙漠的粉尘,飘过起伏的高原,撒到秦岭之阴。北方的光线总是暗一些,遂为幽州,且有幽都。

  尽管如此,石峁周边松在长,柏在长,榆在长,杨树、柳树和枣树都在长,只要有黄土,青蒿、碱蒿、白莲蒿、芨芨草、狗尾草、马鞭草和蒺藜,都会长。极目大地,郁郁葱葱的,一定是这些草木和庄稼。

  屋舍涌出,房顶泛红。山坡上,山谷里,隐约都有零星的屋舍。大雁鸣空,它飞往的地方,屋舍更多。

  我对史前文明颇感兴趣,是因为史前文明并未止息、从未消亡,相反,它一直在运动,且作用于现代文明之中。

  山川寥廓,黄昏藏起了落日最后的金子,不过大地上仍有一些余辉。秃尾河的流光乍明乍灭,诡谲且绮丽。

  (此文为中国作协“中国一日·走近中华文明”特选作品。)

原刊于《人民文学》2023年第11期

  作家简介 

  朱鸿,陕西长安人。散文家,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写作学会会长,陕西师范大学长安笔会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著有《西楼红叶》《药叫黄连》《夹缝中的历史》《人生的爱与智》《关中是中国的院子》《长安是中国的心》和《长安:丝绸之路的起点》。作品录用于中学语文教科书和高职语文教科书,见诸语文试卷,入选百余种散文选集。获首届冰心散文奖、第二届老舍散文奖、第五届和第七届陕西文学奖及首届陕西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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