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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语:《上河记》里的涛声

文章来源:马语发表时间:2023-11-22

  ​有时,那可能是几种声音的混合——嗡嗡、轰轰、隆隆……遥远而低沉地传到山梁上来;遇下雨发山洪则似远处山谷里滚雷。汽车下了山梁,沿着河边行驶,流水冲刷河岸、浪潮打在礁石上、波涛与波涛冲撞混合的流水声就近在耳畔。在黄河边的高原上,还能有什么声音如这黄河流水声响彻云霄,震荡山谷,日夜不息,几千年、几万年奔流?

  多年里,敬泽老师在京城的高楼上大概还能听到这黄河的流水声吧——静夜、或梦里,一定是这声音的萦绕不息,有了这部书的再次问世。

  翻开《上河记》,水声澎湃。

  从黄河边走出来,我是非常熟悉这水声的。一次次走进黄河边的村庄,石头窑洞里半夜醒来翻翻身,耳畔只有村前黄河那哗哗啦啦的流水声;清明柳枝发的时候,总爱跑到黄河边上,坐在河边浅水中的一块石头上,聆听缓缓而流的一河水在岸边摆动发出的那咕(gu三声)……咕噜(去声)……一九八六年在小镇上初中,一个星期天没有回村找干粮,和几个同学来到码头上,下河里凫水,一直游到对面的山西,还上到对岸人家菜园子偷摘吃了西红柿、黄瓜,又游回来。

  那黄河流水声一直回响在我的耳畔和脑际,为黄土高原立传也许就始于此;从不惑之年起写作七八年、要用十年的时光来写一部《大河流过的高原》。《高原》动笔之初 ,我曾到敬泽老师办公室拜访,他已到作协任职,那时我并未知道敬泽老师有过这黄河行。只谈了我要创作的这部“宏大”的书,记得信誓旦旦。

  “我将从黄河之源走到黄河的入海口,在黄河流域的广袤土地上漫游……”这是那时敬泽老师写在他这部书序言中的第一句话。

  没读过这般的行走与山水的散文。更不用说游记了。

  初读前面,我甚至产生了些许怀疑。但我对敬泽老师那独特的文字是深信不疑的。几十个字就勾画、渲染好陕北民间剪纸艺人:“是。我也看出来了,那幅剪纸是‘大生产’。这个早晨被一位乡间老妇剪得喜气,欢闹,满天烟霞。”用这样的句子去写宁夏海原地震时:“某个村庄全被崩塌的山体掩埋,只有一对被子女遗弃的老夫妇逃过大难,因为他们孤苦无依地住在村外的窝棚里。”探访陕北的庄园时:“9月2日,临近中午时,离开米脂刘家峁姜氏庄园。车行得远了,回头看,我觉得那壮观的城堡如恐龙时代的遗迹。”

  所以,肯定是要好好拜读的!

  读完《从渡口到渡口》《蝴蝶与花儿之浪》几个篇目,我的疑惑反而强烈了。我还在问自己:它是散文?游记?

  读96页“人”:“大概有一万多人,汉族、回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土族,据说还有藏族。五颜六色的人群,像新闻里照例会说的那样:‘身穿节日的盛装。’”

  读“吃喝”:“到处是吃食摊子,卖熟肉、卖啤酒。”

  在252页写道:“第二天,9月2日,阴历八月初五,米脂县城逢集。街上到处是赶着车、开着拖拉机的老乡。两边的店铺一间间看过去也有趣,比如一家饭馆公然亮出招牌:

  假冒天津狗不理

  一间理发馆,窗上贴的剪字广告是:

  平头烫发,代售石狮子

  还有‘闯王照相馆’‘貂蝉餐厅’,让人想起来米脂历史上的男女两大名人。”

  在273页写道:“在宁夏的海原,我曾去探访花儿歌手马生林。站在他的院子里,我觉得这家是荒芜的,这日子是荒芜的。”

  院子里堆着砖,那是马生林用县里资助的五百块钱买回来的,打算修补破旧的房。拉砖回来的路上,放蜂人的卡车驶过,儿子被大群的蜜蜂蜇得头大如斗。

  五十岁的汉子压弯了腰,马生林站在那儿,目光是混浊的,他没有看我,他看着某个很远的地方,忽然,他唱了:“冰冻三尺口子开,雷吼了三声者雨来。山洪缠着走不开,坐下是无心唱起来。”……

  散文?游记?还是什么?

  突然想到了这里,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让我想到读《平凡的世界》里好些情节时的那情形:

  “李向前竟然打开车门,晃晃悠悠走到公路边上。金波撵下来,要拉他,但向前用力把他摔到一边。这个痛苦的醉汉在沙丘上爬了几步,就破着嗓子号哭了起来。金波瘫软地倒在他身旁,试图往起拉他,但怎么也拉不起来。风呜呜地吼叫着,沙子打得人连眼睛也睁不开。在风的怒号中,沙漠在暗夜里如同翻腾的大海。烈酒同样在金波身上熊熊燃烧。他索性不再往起拉李向前,自己摇摇晃晃站起来,在昏天黑地里,放开嗓子唱起了那支青海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动荡不安的大自然也煽起了他内心的风暴。

  刘玉升家,光景过得绿格茵茵。去年冬天,这位神汉竟然买回来一台黑白电视机——这是全村第一台电视机,当时引起了东拉河两岸人家的轰动。只是电视机买回来后,有人指出,本村没有电。刘玉升这才不得不把电视机转卖了。”

  在233页写道:“一个内蒙古的老人对榆林无限向往——那时候有两句歌儿:‘只要打下了榆林城,一人一个女学生。’”

  “听说我刚从榆林回来,一个朋友在电话里惊诧:‘咦,榆林,还没让风沙给埋了呀?’”

  “前两天,老崔(崔道怡)也从榆林回来,他把我们召集到一块儿,正襟危坐,深沉地说,这次我去榆林,收获很大。有一种掷色子(骰子)赌酒的办法,叫‘吹牛’,也叫‘领导讲话’,今天我们大家就来学习一下。”

  字词、行文,与《平凡的世界》是多么的不同啊!可我在读这本书好多的情节、片段的时候,那种触动、那一刻的情感、点燃的思索、长时间的回味,却又是多么的相近啊。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钟楼。”这个句子,正是我所见的《上河记》中的好多的描述与书写。

  二〇〇〇年八月的最后两天,敬泽老师是站在我生活的榆林城的钟楼下,在他的这部书中的插图上将榆林钟楼写成“长春楼”,用了它的原名,这是国民党“陕北王”井岳秀的“生祠”,楼上居住着“陕北王”四位姨太太,富丽奢华、名震九边。这位张作霖的拜把弟兄、冯玉祥任命的陕北国民军总司令、后被蒋介石委任镇守榆林的“陕北王”,在他58岁那年的一天,躺在长春楼“寝宫”的床上吸烟时大烟杆子掉地上了,他弯着身下去捡大烟杆子,这时手枪掉地上了,还发生走火,偏偏击中了胸部,陕北王命陨他的长春楼。那时我已到榆林日报当记者,却丝毫不知敬泽老师此刻就站在离我工作的榆林日报社只有几百米远的钟楼前,那时我其实还不知李敬泽这个名字呢。

  在《瓷盅下的榆林》这篇文中写道:“钟楼耸立在南北大街的中心,刷成耀眼的粉红色。楼分三段:顶部是复檐八角亭子,中间主体部分仿如教堂,再往下则是常规的楼台和门洞。”“我从未见过这样的钟楼,它真是中西合璧、土洋结合的典范,不同的建筑语言拼接在一起,相互冲突又有一种怪异的魅力。”

  从晋陕峡谷黄河边小镇走出来,我开始读文学书刊,至今未读到过这样命题的文章。中间部分《海原狼至雨》这篇,全文不足万字,用了41个小题目,依次是:狼。枪。山,书上。山,脚下。老刘和梦想。老刘的王牌。西夏。李元昊。低头一看。废墟。陵墓。李元昊之二。继续低头看。白桦林。又一座山。美丽的草原。《海原全县要览编稿》。大旱。麦子。柳州城的麻钱。杨家将。柳州城的麦子。返贫率。站岗的司机。干盐池。去干盐池的理由。标语。阳光下。盐之滋味。“滚”的湖。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目击者。“百年孤独”。故事破了。隼。天上的海东青。阿什拉豆豆。两座拱北。守护者。“内斯给”。雨。

  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到《小说选刊》杂志社再到《人民文学》杂志社,从编辑直至主编,那是怎样的阅文量?可能拿“麻袋”都不好去计算。

  也许,学识与写作的技艺重要,但大地上的行走、岁月中的过往更为重要,以陕西的小说为例,《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秦腔》《主角》哪一部不是这样?《上河记》再次印证了这一点。

  它没有沾染任何家,又不属于任何派,你遇到的是在早春,山河、原野上伸出墙篱的一枝带露的红杏。

  书中写陕北榆林的有三篇,《瓷盅下的榆林》《米脂的堂吉诃德》《梦一场及红花遍地》,先说陕北人吧,仅仅是看到这几个题目,必然是要读下去的。

  现在望回去,坐那些浑身响的大班车,在大西部跋山涉水,那是不可思议的事。九月一日从佳县坐班车出发,一路走走停停、上下乘客。到了乌镇,班车不走了,剩下的十多个人如货物一样被倒卖给了另一辆班车。在绥德才坐上了大卧铺车,蜷缩在刚能半躺下一个人的铺位上,走了30个小时到达西安。

  与坐大班车相比,最为尴尬的是所到之处的这种介绍:“北京来的作家”。他们在说的时候都是把重音放在“北京”上,“作家”呢就有些心虚,一带而过,介绍人和听的人都有点吃不准该怎么确定其身份:“听上去这是个‘人物’,又是‘北京’来的,但该‘人物’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

  于是北京来的“重要人物”为了和那个蹲在院畔上吃饭的人说上几句话,自己也蹲了下来;为了再多说上几句话,掏出纸烟一人一根,点上,抽着。当然也会遇上干部、包工头模样的人,一见这个京城来的背着长筒照相机的家伙,他们口若悬河、唾沫飞扬讲开西部大开发的伟大意义和亟待解决的问题。阳光猛烈,院墙和大门的影子都收敛着,凶猛的是那条狗,从院门口呼地扑出来……

  以八月二十八日这天来说,上午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路上,翻越大青山、阴山,穿过乌兰察布草原。终于,车子转过一座山岭,将要看到百灵庙。

  踏一双沾满泥土的鞋,揣一颗滚烫燃烧的心,正是这样的行履,笔端生发我很想摘抄一遍在此、深深打动着读者的句段:

  “永登是接近兰州的一个县,公路两旁是连绵的黄土群山。山上的草枯黄,在夏天,这山仍是冬天的山。黄土在阳光下有一种金属般的质地,硬,洁净。”再走,就:“到苦水。这个名叫苦水的地方遍地盛开玫瑰。据说在深圳,在北京,你怀抱中的玫瑰常常来自苦水。”

  “还是有哀乐,时而低回时而昂扬,化悲痛为力量。从兽医家出来,我忍不住接着去找,上了一道坡,迎面走来一个小伙子,那哀乐竟是发自他的口袋里!小伙子穿着一条牛仔裤,衬衫敞着胸,神情桀骜不驯,似乎随时都会大打出手。我不想在这儿和人打架,我已经猜出他口袋里装着一个录放机,哀乐偶尔会走调。我不明白的是,他竟‘酷’到如此程度,放着哀乐满街转悠。”

  “米脂城已近黄昏。赶集的人们皆已散去,一派冷清,只有街心那尊李自成的塑像扬刀立马。身后没有大军,身边没有人群,他更像一个孤独的散兵,不知马奔向何方剑指向谁,他虚张声势地做着姿势,尴尬、迟疑。在榆林,一个朋友曾评论这尊塑像:模仿彼得大帝,但看上去像个瘪三。但那天黄昏,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是,他是堂吉诃德,米脂街头的堂吉诃德。”

  为了看那座“蝴蝶楼”,不光吹牛皮,还用了拍马屁、意在言外等等之后再都不好意思复述一遍的手法,让那位上尉相信那个早晨他们军营来了一个“重要人物”。也不可能到处“吹牛”,在黄河边民间剪纸老人郭佩珍家门外,两人蹑手蹑脚,他跟着的那个老高,警觉地四外望望,然后一闪身进了院子。他紧跟其后,“扁”着身子从门缝里溜进去。这般的行迹与走访,写下了这些时光中永恒的文字:

  “这是我四百块钱向剪纸老人买下的。画面的右侧是依山而建的阁楼,陡峭的山路上有一人提着水桶拾级而上;两个老者正在楼上对弈,他们在下象棋,一人捻髯思虑,一人手拈棋子,沉吟未落;弈者之间,格子窗花上飘着一个胖娃娃。”

  “然后,就是铺天盖地的一世界的繁花,一株花树盛开,占满了画面,花间鸟在飞,仙鹤宛颈低回,繁花枝头挂着一轮太阳,而那山、那楼、那人也像是那株巨大的树开出的花。” 

  “在画的中央,一块石碑上刻着字:千年古树开花 梦一场”

  以《自吕梁而下》给这部书收尾。我读了两遍,去年在《散文海外版》看到这文章时,就特别喜欢,一口气读了两遍。

  在此回头,又去翻上一篇写陕北民间剪纸老人《梦一场及红花遍地》。《自吕梁而下》可算新近之作,它的上一篇是敬泽老师二十年前黄河之行写下的作品,最后一篇。出自一人之手,二十年的光阴与距离,前后两者写作的不同,在这里似乎极为显明。正是为此,我又几次翻阅两篇,想找出什么,最终却下不了结论。

  “北京的”“重要人物”“身上背着一只长筒子的家伙”,“坐着大班车”轰轰隆隆, 一路西行,不像似玩酷!却是留下永远的青春影像……

  黄土高坡上,溪流中的一块石头上有一盆花树,走近了才看出那花是假的。有人在喊:“让开些,让开些!”原来是几个媳妇子正扭扭捏捏、梳头抹脸地准备照相,那假花树是照相师傅的道具,一张相片,三块钱。师傅穿衬衫、打领带,脖子上挎着照相机,见走过来一个端着长筒子的家伙,眼神就不太友好,好像撞见了同行。

  路边的女人和孩子们在尖叫,近了、近了——这时“端长筒子的家伙”的快门几乎是随着这些尖叫在按,从镜头里他看到那些马几乎在飞。在须弥山前,镜头是对准几乎就是一座山雕成的大佛……在一个小学校的院子里,“端长筒子的家伙”主动上前提出为三个女老师照相,老师们很郑重地在“北京的”人面前站成一排,注视着镜头。这时刚才在校门口碰见的小家伙跑过来,大叫一声:“照也白照,不给相片”。

  “浪着呢?”“浪着呢”。在甘肃的乡下,一处破旧的土房前,那个披着白色头巾像电影里的修女的老妇人,在和给他开车的小李搭话一来一往。他其实比当地人小李更听懂了这方言,世界上还有什么话语能如此形象生动地描述此时的他呢?然后他们就谈起老人的儿子、病痛、时间与死亡:“时间不到死不下……”老太太反复说着这一句,她的眼里含着泪水。他一下子怕听到这句话,给老太太照相,在镜头里,在快门按下的那一刹那:老人笑了。

  秋高,但太阳就挂在近前的天空,登上明长城最大的烽火台榆林城北的镇北台,目光放得很远,北方是鄂尔多斯草原、成陵所在的地方,是黄河,是大青山,是他前些日子走过的乌兰察布草原……肯定也拍了不少照片。但是那支照相机的筒子再长,也是拍不出他笔下这些画面的:四百年前的武士们也望着北方,他们日日夜夜地望着,他们的神经绷得像弦,他们的目光就是离弦的箭,他们等待着远处、天尽头烟尘腾起,大地在马蹄的敲击下震颤……

  京华烟云,北大才子,一生只一场的青春之旅——渡口、城堡、茅店,身心栖息处,是古老的西部!

  这都是什么时候盖的房子呢?巷口的小媳妇想了想,说:“娃的爷像娃这么大就有了,他都八十几了嘛。” 临街的房屋是破败的,走过去细看,就会看出它们其实都是当年的商铺,脚夫、兵丁、官吏、商贾走到这里就歇下了。“那时这条街的每个黄昏都充满了喧闹,他们在低矮的客栈里吃大碗面、喝大碗酒、睡大炕。”那是瓦亭的驿站时代。东乡的公路边上,有一座土房,门板上只写着两个大字:“住宿”。从京城而来,见到了最破败的客店,它甚至招架不住一场大风雨。“我特别想在这里住宿,可惜走近看时,门上挂着铁锁。”

  农家小院、山寨堡子、渡口茅草棚……借宿、旅居这样的地方,夜黑星亮,风雨流水,鸡鸣狗吠,皆会触发旅人奇异的想法:“昨天夜里,我一直在看一本《哈利·波特与魔法石》,我注意到那里边负责送信的是猫头鹰,这些奇怪的鸟,它们是最敬业、最偏执的邮递员,它们无论如何也要把信送到,不管你藏在哪儿,你的信都会啪嗒一声掉到你脑袋上,也就是说,好消息会来,坏消息也躲不掉。”

  当然也不乏宏大的思绪,内心波涛汹涌:“火家集当然有很多人姓火,这些昔日游牧武士的后裔现在已是纯粹的农夫。他们从哪儿来?何时来?这恐怕很难说得仔细,但在大历史背景上,他们的来历有迹有循。当年六盘山是成吉思汗、忽必烈的避暑行宫,1227年,成吉思汗在此指挥攻伐西夏的战争,于军中升天。元初在固原开城设安西王府,统领大军十五万。在此期间,宁夏南部有大批蒙古武士来来去去,其中想必有一部分定居下来,生息繁衍。据说,当年成吉思汗曾在羊牧隆城住过七十二天,不知道随行护驾的人马中是否有火师傅的祖先?”

  到了海原,遇到了地震。时间是二〇〇〇年六月六日。从晃动的楼上跑下来,跑到夜市,和老叶先各吃一把羊肉串,再吃手抓羊肉;然后换一个地方吃火锅,一人喝下一瓶青稞酒。后又转到酒吧,开始喝啤酒……期间大脑里一直有一个问题:

  “当灾难降临、天翻地覆时,人在想什么?”

  合上《上河记》的时候,我在想,它里面的黄河,不是我儿时故乡那黄河。

  在这本书的后边,在黄河行最后一站榆林铁佳州,敬泽老师写下:“我随着它走了一路,我一直觉得它是疲惫的、家常的。在我眼里,黄河是被岁月磨去了欲望和激情的老人。”

  他眼里的草原呢?前面跟着黄河过草原时他看到:“重新穿过乌兰察布草原。蓝蓝的天上白云飘,但白云下面我没有看到一群羊、一匹马、一只百灵。草原似乎干枯的,有时能看到一片片成熟的莜麦。”总感觉他也是用这样的笔触写这一路的黄河的。

  也是在这最后一篇文中,他写下:

  “一位地质学家曾经和我谈起黄河。我像所有人一样忧心忡忡:黄河要干了,怎么办呢?”

  怎么办?地质学家正襟危坐,答曰,一条河并非亘古长存,它和人一样,是有生命的,有生有死。一条河消失了,这对人是大事,但对地球是无关紧要的细节。

  就地质和气候变化的长期趋势而言,黄河已经老了,人不过是加速了它的衰老。长期是多长?永远有多远?那是几千年几万年几十万年,对于一件暗自进行了几万年的事来说,人的干预是吹向车轮的风,车轮还是向前。

  那怎么办呢?

  地质学家把烟头在烟缸里摁灭,说,人尽自己的力。

  从小在黄河边耍水长大,几十年间,每年都是要到故乡或陕北南部的黄河边上走上几回的。在我的许多的稿子里,都有着黄河的身影。

  黄河在故乡的村前拐了一个弯,滔滔南去。那时,经常发大水,黄河水从村道里漫上来,待洪水退了,父老乡亲能收获不少黄河鲇鱼、大炭块。那时,黄河里机船奔忙,从早到晚,突突响个不停,还有渡轮。那时,我们在村庄背后十里远的青山庙梁上采药,都能听到黄河的涛声。

  不知从哪天起的,黄河出现了“断流”。这是权威媒体报道的一组数字:二〇〇〇年前的28年间,黄河不停地断流,平均4年就要断流3次。一九九七年的时候,从入海口到河南,断流期长达200多天,在秦晋高原上也若断若续,是黄河断流最为严重的一次,触目惊心。

  而今,故乡村前那一弯河水,悄无声息地流过,瘦得似一条破旧的布带,河面上再也不见了船影。从青海出发,经甘肃、宁夏、至内蒙古,过晋陕,黄河沿岸排污管交织,排污沟密布,村村寨寨,千山万壑,大量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在注入黄河。污水入村、毒水浇地、臭水进肚,沿岸万千村庄备受黄河污水之害,好多村庄已经成了各种怪病的“高危人群”。

  这是发表在二〇二一年第十一期《北京文学》上我的《陕北人家》中的段落,它描述的是再造山川秀美的大西北这二十年陕北高原上的景象:

  好多的院落、窑垴畔、大门外的小路,直至村路,全覆盖着浓密的青草。

  人家与人家之间,全被荒草相连。

  草木甚至淹没了村庄。

  它们蔓延到了村外,山梁河沟全是苍苍草木,连接着陕北高原千山万岭间的村庄。

  行驶在黄土山道、盘山公路上,望出去全是齐膝深的灌木、野草。荒草林里不时就会蹿出一只野兔,横穿公路奔逃到了对面的草林里。长翎锦绣的野鸡也随处可见,汽车过来时,它们从山峁上飞起,扑腾着笨重的身子,飞下沟里或飞向另一座山头。遇风调雨顺,荒山野岭的那草木更是疯长。走在黄土山岭间的柏油路上放眼而去,云朵停山岭,荒草碧连天。

  菊花坡翻过几座大山梁,就到了黄河边。号称中国最美“一号公路”的沿黄观光公路从这里经过,河水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清溪一样,还是淡黄色的流水。然而专业检测,这依然泛黄的流水与波涛,含泥沙量已大大下降。

  是草木将泥土缚在大地上。

  全面实施退耕还林、封山禁牧的这二十多年,陕北高原输入黄河的泥沙由过去每年13亿吨减少为3亿多吨;黄河中游1200公里变清,千古罕见。

  回望过去,菊花坡,最繁盛的要数那些野菊,无论向阳还是背阴,院门外,村道边,崖畔上,田间地头,荒草深处,一片一洼,一丛一蔟就有几百朵纽扣大小白里泛蓝的那野菊花;也有金黄色的,花朵个头与白蓝的一样,只是璀璨的要滴金……

  野菊,是故乡的一件花布衫。

  “好吧”。再言归正传。

  夹在《上河记》书页中间的这张当年“明信片”一样的书签,想必是敬泽老师几月黄河行路途之中最难忘的一个图景了:河流拐弯处,湍急的流水打在礁石上,一个人坐在礁石堆磊的河岸上,听闻涛声,也望向流水奔去的那远方……

  远方是什么?

  青春早已随流水远去。

  端着猎枪,站黄河边山梁上张望……渴极了,拦下山路上运送西瓜的拖拉机,抱着半颗西瓜大啃……只是梦忆。京城的人群车流、小区街道,比河边的那山城要繁闹很多;高楼、办公室、会议室、书斋等等,没地方可挡住喧嚣的市声……若能放下繁忙公务、逃离各样俗务,再跑回二十多年前这张明信片里所摄的青山、河谷、礁石、涛声中,哪怕只张大嘴呼吸上几口空气,让河风吹乱几下自己黑色长发……

  那是何等的奢望啊!

  陕北七百多公里的黄河沿岸,这样的地儿景色有不少,从榆林城出发,开车走上不到两小时,即可到达黄河边上,坐到这样的风景中。而真要走起来可就不是那么回事,即使是我,一年也就能去上一两回。

  远离黄河的人,那就在城市高楼上,翻翻《上河记》,也能得些许清风与醉意……

原刊于《散文海外版》2023年第11期

  作家简介 

  马语,本名马建绪,1972年春天出生于陕北神木乡村。中国作协会员,“陕西省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入选者。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新华文摘》《人民日报》《北京文学》《散文》《散文海外版》《散文百家》《散文选刊》等报刊杂志。曾获老舍散文奖、入围第十九届百花文学奖。2016年到政府挂职至今,在创作多卷体长篇小说《流过大河的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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