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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重而悬浮的精神归途——评徐则臣长篇《耶路撒冷》(阿 探)

文章来源:陕西作家网发表时间:2018-01-09

  徐则臣无疑是雄心勃发的青年作家,一部煌煌大作《耶路撒冷》试图以“盖帽”的方式为70后作家“代言”,确立70后一代人的精神群像,从而一扫70后作家留给中国文学的孱弱、不明晰的群体性背影,进而确立70后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容忽视的地位。正如初平阳在专栏《我所看到的脸》结尾所道,“我在为他们回忆和想象时,也是在为自己回忆和想象:他们是我,我是他们。”

  对于徐则臣而言,《耶路撒冷》确定无疑地完成了作家本人创作的淬炼和提升。“只有当形象活生生地驳斥既定秩序时,艺术才能说出自己的语言。”(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耶路撒冷》超越了同时代很多作家迷恋、醉心于描绘社会混乱而幽暗的表达,将人的精神置于天地之间,从文学表达的社会个体之“小”向群体性甚至生命存在依据追求之“大”挺进,向生命的厚度与深度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可视为文学担当的勇气与自信,无异于一种创作超越性的“破局”行动。同时小说构建了较为复杂的人物关系及主、次人物互补性比照的立体化内质构成,成功构建了不同年代人物精神比照系统,强力地支撑、凸显了70一代人的精神困境。然而从文学本源性意义考量,徐则臣的创作雄心似乎并未实现。

“耶路撒冷”,信仰、生之安妥的呼唤

  徐则臣的这部长篇何以命名“耶鲁撒冷”?耶路撒冷,是那么遥远,那么神秘、幽深,与中国70后一代人,究竟有着何等微妙的关联呢?

  1927年6月2日上午,中国20世纪杰出的学术大师王国维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弃世。对于他的弃世,虽有诸多说法,但有一个综合性解读最为恰切: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王国维处于两种针锋相对的文化对峙对抗乃至惨烈交战之中,新的文化残酷地涤荡着旧的文化遗存,处于尴尬、逼仄之中的自己无功于当世,“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所以他选择了弃世。王国维,更是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中的中华文化精魂式人物朱先生数千年不灭的人文精神之现实映照。时代交替点上的人文主义者,内心必然是难以深察的隐痛深痛。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徐则臣的“耶路撒冷”或许更为贴近小说本身。

  关于中国70后一代人,从精神本质上考量,当属尴尬的一代,“中国式伤魂”的一代;从文学代际考量,属于“夹缝中”成长的一代;从时代演进之文化流变考量,他们童年少年期所接受的整统传统教育,所确立的理想,被成长、成年的新时代,被新时代的多元文化甚至极端物化所颠覆。徐则臣的《耶路撒冷》为经济繁荣下的70后一代人雕塑了集体的精神体貌,以残酷的诗意书写了他们精神的坍塌与安妥求索。对于人到中年的70后一代人来说,这中思维性基因的颠覆与摧毁的过程仍在继续之中。理想的虚无与破灭,现实的生猛与残酷,经济的富足,欲望的无限,精神的荒芜,良知的可贵与卑微,社会种种的荒诞、悖论性存在,如此等等诸多社会命题无时无刻不在冲撞、刺激着70后一代作家的精神领域。作为这一代人的人文主义者,同时又是容易怀旧的一代人,他们身处当下却又依然不能忘记过往及历史。身处充满悖论性荒诞的时代,他们的精神处于一种悬浮的状态,难以获得一种灵魂的安妥。

  所以,这是一个社会良知者,人文主义者生命极其卑微的时代,是一个原罪充斥的时代。对于这样的一个时代,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从精神上予以反思,亦是职业使命担当。徐则臣心中的“耶路撒冷”,则是一个无关宗教,关乎生命之信仰缺失,精神安妥求索的一种遥远的呼唤,一种精神终极充实不再飘虚的理性之境的赤诚向往,一种灵魂凝聚的警示性意象的设置。

  在小说中,“耶路撒冷”联结着初平阳及其发小们的少年记忆,亦无形地串结着他们的19年的人生起伏,更是联结他们难以把握的未来。美国诗人惠特曼曾说,所谓诗人,就是那种把过去、现在和将来融为一体的人。在这个意义上,《耶路撒冷》可谓一种诗性的精神陈列。

《耶路撒冷》,一代精神流离的定格

  这是一部关于一代人精神坍塌并试图重建的表达,故事有着70后一代人整体性记忆的深深烙印,展开了人们颇为熟悉的生活种种现实生活图景。

  文盲老太太秦环独自坐在耶稣像前一遍遍地念叨的“耶路撒冷”,成为少年初平阳和发小杨杰、易长安在运河边摇摇欲坠的老教堂外铭刻的记忆。博士毕业前夕初平阳见到以色列教授塞缪尔先生才明白,对“耶路撒冷”多年魂牵心动在于自己并不清晰悔罪及救赎情结。这种特殊情结源于他12岁那年目睹了秦奶奶的孙子、童年的伙伴景天赐割腕,因自己没能及时阻止和呼救导致伙伴死亡。19年后,初平阳为筹资赴耶路撒冷留学典卖旧居“大和堂”,故乡的回归之旅成了对花街的诀别。物是人非,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昔日的杨杰成了水晶工艺品加工制作的有情怀的大企业家;曾经的同事吕冬成为“被精神病”的“患者”,其即将离婚的老婆则是个年轻有为的政府官员;易长安从悲哀的人民教师变成了个在全国多个城市制造假证的大头目;初平阳的曾经的女友因着对北京生活未来的无望,独自回到了花街,成为本地大房地产商的贵妇;儿时的伙伴秦福小则成为候鸟般不断迁徙在大江南北的打工者。时代演进的洪流,将同一起点的无邪少年们磨砺成不同的人生境遇。

  作为初平阳曾经的朋友,他们出于各自的目的,都想买下初家未来商机无限的“大和堂”,并因此重聚花街。此次故土花街重聚犹如一场生命的前世约定,是他们精神的回归、生命的重新审视,更是灵魂的涤荡之旅。易长安不惜冒入狱之险前来赴约而最终落入法网,“被精神病”的吕冬为赴约设苦肉计逃离精神病院……19年来故土与社会发生了众多荒诞性巨变,发小们无论是富有者杨杰,还是历经千辛万苦的秦福小等,每个人都心结沉重,在阳光鲜亮之下内心却挥不去难以名状淤积的重压,原来他们也曾经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景天赐之死。19年来,作为“肇事者”和“目击者”身份的他们一直承载着心灵的那份长久沉重“原罪”。景天赐之死伴随了他们的成长,并注入他们的生命意识。在故乡在花街,他们最终达成共识,将房子卖给景天赐的姐姐秦福小,让景天赐的魂灵驻留在开门即见运河、临窗就能听到水声的房子里。秦福小带着收养的酷似天赐的男孩天送,定居故土花街,历经数十年的流浪、奔波,她回归了精神的栖息地,安妥地安置了生命。

  经过此次生命的重聚与涤荡,他们决定与当地政府合作,成立一个基金,永久修缮最初听见“耶路撒冷”的斜教堂;经此生命的涤荡,他们完成了对自身生命的救赎:初平阳将在耶路撒冷继续研究这个世界,杨杰将把水晶工艺制造事业发扬光大,易长安人将在牢狱中静心梳理人生,秦福小取代多年前的秦奶奶坐进耶稣像前,吕冬人则离开精神病院,重新开始新的自我建设……

  故乡花街的重聚,与宗教无关,但关乎我们的生之所依,关乎我们的信仰,关乎我们精神的安妥。重回故土花街,是一种生命与精神的艰难的归途,是生命终极虚无性意义的寻找与“理想性”状态的“抵达”。

  小说的叙事横跨七十年,完成了较为复杂的结构构建。期间串结了诸多重大历史时期,从二战时犹太人避难上海,到美国的“9·11”,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到北京奥运会之后的2009年,将一代人的精神安妥求索置于历史洪流中,有着完整完备性精神流变接续的雄心。在浩繁如烟的时代交错的宏大背景之下,选取了身处两种截然不同时代交接点上的富于人文情怀的70人群,以近二十年的群体性人生巨变与精神流离,深察了一代人的深层生命困惑,是谓一代人精神流离无所依的定格,最终给予生命一种“理想性”的安妥的出路,堪称“一代人的心灵史”。

天赐之死,撑起稳健强力的结构

  天赐之死,为引发小说核心人物精神自我审视的文本中心爆点。

  以此中心点向前延伸是五个人物在他者比照中的过去与现在的精神性消解、剥离与失真失魂的生之状态;向后延伸则是五个人物在他者比照中的自我审视与自我救赎之旅。从文面上看,有着中国式的严整对称,具有高度稳定性,强力支撑起文本庞大的体量。

  天赐之死,对三个70后男人和一个70后女人而言,无疑是他们精神脆弱与无力直面的一种群体性的气质隐喻,亦是初平阳、杨杰、易长安及秦福小的精神流放之初始点。而福小亦是三个男人心中死去的天赐所引发的精神起点的一种位移与事实上彼岸的抵达者。在三个男人挂念、寻找秦福小与返乡的这一精神性过程中,福小成为三个男人的人文情怀的载体或“假托”,而最终事实上完成真正意义上自我精神解析、审视与救赎,找到生命安妥归宿的依旧是福小,她的精神回到了故土花街,回归了家园与栖息地。初平阳的“2019”(心中之安妥归宿)、“耶路撒冷”过于遥远虚幻,而所谓“掉在地上的都要捡起来”之愿景也因过于宏大而遥遥迷离;杨杰的“2019”过于具体、个人化而显精神承担严重不足;易长安的安妥归宿过于理想化剧情化与生活现实而失真;只有福小的关于十年后的期望,最平实而最终安妥落地生根。至于其他人的十年后,因着无法从现实具象剥离而更缺乏精神意义内质。舒袖是初平阳的初恋,是和他一起到北京又回到故土花街的初平阳的一种惦念,她最终成为暴发户的太太。而随着大和堂的卖掉,初平阳从精神上与她终将彻底绝缘。十年后的舒袖会是怎样,迷离得初平阳都无法想象,初平阳回乡也意味着与成为中年妇女的她的诀别。徐则臣将五个主要人物设置在社会学博士、富商、最初理想坠落的社会投机者、暴发户太太、打工者等不同社会身份与地位层面上,人物典型兼具现实意义和精神延展。

  小说始终将人的精神置于文本统领性中心地位,颠覆了线性的时间叙述,构建了一种不断突进、回环、往复、补充等复杂性的叙事风格,有力地强化了对一代人的精神凝视。叙事角度的转换及不断发生的位移,更利于读者深入体察这代人的精神全貌,进而进入他们的精神深层。同时这种较为复杂的叙事策略,也能最大限度地勾连起他们所处的时代鲜活、清晰的几乎所有的精神生态,有利于文本容量的负载与突破。小说文本构结模式依然是中国古典式宫殿规划构结思维,以承载70后精神自我反思起点的天赐之死为中轴线,向前后及周边延展,取得了移步异景的卓然审美效果。《耶路撒冷》在叙事构建上所取得的突破,是值得称道的。

  另一方面,徐则臣通过专栏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和美学对70后一代人精神的耻感与罪感进行了较深层次的解析与彰显。在与次要人物秦奶奶、吕冬、铜钱、塞缪尔及顾念章教授等人的精神比照中,徐则臣直击了70后一代人精神耻感;在文本引发群体性自我精神审视的天赐生命的追溯、追述中,在杨杰对天赐之死的始终无法释怀中,在易长安奔袭、逃窜路上与最后与初平阳、杨杰见面时的人性本真意义的抉择中,在秦福小的精神回乡中,小说完成了对70后一代人的罪感救赎。与此同时,天赐和铜钱这两个特殊人物,两个人们眼中的“傻子”,从现实生活剥离的虚境层面对70后一代人的自我精神审视起到强力的参照作用,使得这种自我精神的审视及反思更为深入。这两个人物,原本一种隐喻性预设,“天赐”有在现实社会生活之上的纯粹的天道意蕴;“铜钱”则是外方内圆的变通性现实存在。已死的天赐,活在人群之外的铜钱,与初平阳、杨杰、易长安、秦福小在坚硬如铁的现实中的精神焦灼,构成了一虚一实的全部精神空间,不失为神来之笔。

  事实上文本未必是70后一代人的精神困境,耻感与罪感,他们自觉的自我精神审视,耻感与罪感的心灵救赎,亦是为这个时代人们精神困境的共存。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中的“天赐之死”只是一种原罪的意象符号,具有着升华性延展意义,尽管有些过于具象化。小说在构建上,由承载着人的心理、意识及记忆、回忆所共同构成时间维度确定的空间及转换,在时空交错交织中,读者能够清晰地视听到感受到来自一代人的灵魂动影与生命的呼吸,文本的时空体系卓然矗立。徐则臣竭尽全力地构建了自己趋近完美的雄心之作,他调动了多年的生活、情感、思考及思想积累,雄心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实现。

文化缺位,小说沦落为过早回忆

  尽管这部长篇有着颇具匠心的构建,有着超乎常人的气局,甚至被称作“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一部心灵史”,但从回归文学本源的视野考量,它只触及了国人精神存在的浅层,并没有于历史和时间的深处对处于城市与故乡之间的悬浮者(以及更广泛的人群)的精神困境进行更深入、理性的透彻分析,也未能给予出路。当很多年轻的作家还处在沉醉于描绘我们时代的各种混乱及程度时,徐则臣选择了一代人甚至中国人的精神探究,这无疑是可贵的。但是他的这种超越性依旧是比较局限的,还没有达到一种智慧性的超越——对70后乃至中国人生存的基本性问题与历史、文化及社会演进中人的基本处境进行深度、卓越的探究。小说的历史感与文化主体意义是缺位和缺失的,而今天人们的精神困境则源自于历史及社会演进的终极动力源——核心文化的流变。失之于历史文化意义的精神求索,必然是无果的,事实上小说中的一代人的主要代表们,精神依旧处于悬浮之中,他们或者徐则臣为他们依旧没有找到精神归途。小说在人文性情绪、思绪的淤积中,恰恰弱化甚至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精神性的探索。

  读完作品,所有青春放逐依旧未能找到精神安妥之归宿,而“耶路撒冷”依旧是含混、遥远不可及的召唤,或者说文本完结于初平阳的再次、更遥远的精神放逐,甚至依旧是北京的雾霾沉沉。小说结尾将精神求索抛向十年后,而以初平阳为代表的一代人,却依旧处在“返乡”与到“世界中去”的路上,而且故乡正在消亡的进程中,他们灵魂终究仍处于悬浮状。文本这样的结尾,致使小说在阅读上有种失重感。于是,这无着落的精神归途,最终沦落为一种人文性情绪难以挥去的沉重、凝重的难以化解的板结。

  从宏观上考量,《耶路撒冷》核心是关于70后信仰在被时代剥离而陷于灵魂悬浮的表述与安妥的求索,事实上是求索生之安妥的精神依据,然而亦是一种无解无果的精神“归途”与再出发。灵魂之安妥,即人的本质存在(终极精神)意义的充实,而这无法回避活着的信念与信仰。作为70后群像代表不同层次的五个人除了秦福小历经一番青春长久的放逐后回归故土,归于平静平和,其他人的精神求索依旧处于悬浮状。体量甚巨的文本似乎表述清楚了70后的群体性信念被时代所消解、解体的过程及其生命极度缺乏存在感之依据的现实常态或时代性存在状态,却并没有穿透这种常态存在予以深入的解构解析而最终赋予人们精神的安妥,这大约是小说历史性沉潜不足的一种必然。文本并没有从历史发展、社会演进的内在文化动因上进行有效探索。于是,作为社会学博士的初平阳并不是一个成功的社会心灵拯疗者拯救者。他作为心灵治疗师身份的同时,事实上也是这个时代的精神深度或重度患者,他的所谓治疗亦是苍白无力的。他只是同代人身同感受的归结和明确表述者,一个时代性人文情怀残存的浸淫者,他的专栏本质上只是同代人寻求同质感慰藉的精神空间,他的人文情怀与思考因没有找到精神归途而沦为沉闷的甚至有些喋喋不休的着力凸显者。

  70后一代人是从单纯的计划经济时代,同一的集体意识时代跨越到全面开放的多样化的自由经济时代,一个彰显个性挤压共性存在时代的精神颠覆性的体验群体。出生于计划经济尾声与改革开放萌动期的70后一代人,在少年时期所接受所构建的价值体系在进入全新时代后,被社会巨变强力颠覆,甚至被颠覆得体无完肤,甚至没有一丝缓冲空间。因此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尤其是对于心存及残存人文情怀的70后一代人来说,现实生活中他们在精神层面上是一个庞大的分崩离析的群体,其个体精神常常处于“零余”、游离状态。而徐则臣的《耶路撒冷》所倾心倾力的则是,为70后一代人寻找共同精神依托。这种过于理想化的求索与构建,终究被遗失在坚硬不化的社会现实生活汪洋大海之中。

  文化意义的终极性探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是铸就经典型性作品至关重要通道,《耶路撒冷》更侧重于现实生活于作家个体认知,虽然文本触及历史层面,但依旧是遵从于作家个体认知之下,徐则臣在文本构建中与历史文化轻率地插肩而过,留下了永久的遗憾。因此,从严格品质意义上考量,《耶路撒冷》似乎最终未能实现徐则臣的创作雄心。“耶路撒冷”,只不过是其用力过猛的负重长跑,“过早的回忆”罢了。

理想结构,不足以支撑庞大体系

  小说几乎钩织了70后一代人的成长、精神性的剥离、乡愁及精神无处安妥的全部信息图景,这正是小说的雄心所在。然而所摊社会生活面过于广博,加之文本冗长,过于执着于理想的自我设计,而所谓“理想结构”不足以支撑如此庞大体系,反倒在很大程度上严重弱化了其核心承载。

  《耶路撒冷》为评家与媒体所称道的创造性结构,对于文本构建确实具有强力的支架作用。但换个考量角度,从文本质地和整体性表达效果上审视,这恰恰弱化虚化了精神求索的凝重性而使之沦为一种弥漫的沉郁的失重感强烈的情绪,而不是精神困境的理性深入解析。

  马尔克斯曾苦苦寻找《百年孤独》的开头,当他找到了那个涵盖了历史、现在与未来全部时空的开头时,这部伟大作品便一泻而出。同样,为了擎起自己的雄心之作《耶路撒冷》,徐则臣也曾苦苦寻求撑起庞大体量文本的强力的理想结构,直到他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参加国际写作计划的某天晚上,突然想到可以用专栏。《耶路撒冷》这种中心人物事件加一篇专栏文章的“1+1”结构,以最稳定的支撑成为这部巨著的强力支架。甚至为了与小说人物及故事体量相匹配,进入文本的专栏体量亦形同猪肚,色彩斑斓,涉及甚广。专栏进入文本,事实性地构成了文本纯粹意义的精神空间,给予了初平阳或徐则臣人文情怀充分释放与深入反思的绝佳通道。从文本构建层面而言,似乎是一种优化的针对性战术选择,如果从艺术含量、文本整体表达效果等战略层面考量,这种结构似乎又不是最好的选择,甚至对于《耶路撒冷》而言,这事实上只是不得已的选择。因为这种结构本身并不具备有质地的艺术含量,仅仅维系了文本的构建,是艺术创造性的一种懒惰,是创造性乏力的集中体现。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这种结构性过于规整的刻意,导致了文本核心的精神探索的乏力甚至式微:10个专栏文字更侧重于对70后现实存在性精神困境的罗列和学术体表述,致使读者在现实性精神迷局中陷入更深,加之专栏及小说本身灵魂“耶路撒冷”未能赋予其更富于意义的生命存在感,读者在专栏文字中找到精神同知体,则更难以自拔。而专栏主笔和专栏只属于具有人文情怀的人群关注,一代人的群体性关注专栏,是超越现实生活逻辑的过于理想化的设计。同时专栏文字过于学术体,涵盖过于宽广,几近使精神性探索产生章节性沉溺、停滞。仅有虚幻迷离的“耶路撒冷”若即若离的统领,文本在结构上缺乏浑然一体的小说整体性贯通感。

  另一方面,在人物故事构建环节以气味串接故事线索和节奏,为人物的出场和故事的展开作了精到铺垫,有着托物起兴古典美学意蕴。对于文本具体章节表达,无疑是不可或缺的。但对于小说整体表达而言,却过于亲近于现实社会生活,而缺乏剥离于物质性现实生活之上的纵深历史性意义的延展。即对所言气味性他物表述表达的意义只滞留于确定的表层性单义层面,缺乏文面之下多重意义的延展性承载,这属于小说隐藏性艺术的延伸意义缺失。

  结合上述“1+1”结构,换句话说,从具体章节看,是优质上乘的表达,从头看到尾,却有明确的硬性拼接、粘结之感,小说非但没有给予读者以精神出路,反而使人更加迷离。从《耶路撒冷》的构思缘起考量,也强力佐证了这种文本的拼接感。徐则臣在访谈中说,“最先有的是这个书名:耶路撒冷。然后是一个教堂,再然后是这个自杀事件。最初我想写的是一个女孩,看着弟弟自杀,她内心既希望他死又希望他活的纠结复杂心理。很小很小的两个人的对峙,也可以说是一个人在内心里与自我的对峙。死对弟弟是一个解脱,但毕竟又是一桩生死大事。对目睹它的姐姐福小来说,她一定是无比煎熬的。我在想象这个过程。……”小说在构思阶段原本是由一个意象“耶路撒冷”逐步拖开的,它的容量是逐渐拓展的,只是到了更成熟的年龄段才完成了的小说。这是典型的西式构结小说的思维,从一个意象起步,完全不同于陈忠实先生构思《白鹿原》的中国式大一统思维模式。所以,文本本身遗留着拼接的痕迹而缺乏浑然一体的天性。一部杰出的小说,必须有复杂而精微的结构与之相匹配,而中国古典小说的富于美学意义的结构技法,更能体现文本内质性平衡与和谐。

生命安妥,人物精神承载的失衡

  关于小说的主要人物的精神性互补人物,秦老太太朴素对教堂的有别于宗教信仰的“信”,却是老一辈人的生之安妥。这是中国虽无真正意义上的本土性宗教,却不乏生命之终极信仰的本因本源。因为中国人的信仰本质上就是终极性的,源自于生命的安妥,这与2000多年前孔子的终极思考是一脉相承的。秦奶奶的“信”,只不过是华夏主流文化精神的乡土民间化成与转化而已。而小木匠所刻的穿了双解放鞋的耶稣,可谓极为出彩的一笔,是外来宗教在中国的本土化的象征,亦即西方宗教在中国的现实处境的象征。相比之下,来中国寻根的犹太人后代塞缪尔教授和经历“文革”的顾念章教授,他们的精神放逐更体现其主体性,与70后一代人无法选择又不能避免的精神放逐几乎是没有可比性的。文本似乎轻易地放过了借助塞缪尔教授进行中西文化背景下,进一步深入透视、探讨信仰或生之安妥等历史性现实性人的基本存在与基本处境重大命题的可贵机会。这种构建性错失,红柯在长篇小说《少女萨吾尔登》中也有。

  从文本看,杨杰与秦福小是生命安妥彼岸的高端与底层的抵达者。在题为《有些问题确实从70后开始》的访谈中徐则臣明确表示,他最喜欢杨杰,有可能最及物地表达出一代人内心的应该是杨杰。小说中的杨杰,实际上只是一种现实性生活层面的安妥人生和具有人文情怀的理想化的精神载体。他精熟于人生共性竞争法则,是否能擎起人生终极意义的精神归宿是令人质疑的。无论是历史上还是文学作品中承担人类终极精神思考意义的都是一种不为时代共性所容的个性的孤独的特立独行的人生存在。比如历史上的屈原,杜甫等等,比如《白鹿原》中的白嘉轩、朱先生,而杨杰似乎很缺乏这种气质。以司马迁的人文观考量,杨杰是最不具备精神意义承担的,他只是相对性生命、精神安妥者。反倒是只有几天故事的秦福小,恰恰担负了到达精神彼岸的角色。这似乎是一种人物精神承载的失衡,而杨杰只是徐则臣现实性肯定的人物,也是作家的理想性一种寄望。

伟大时代,伟大作品依旧的期待

  张贤亮在10多年前曾说,当今这个时代,是写伟大作品的时代,不是出伟大作品的时代。在信念与信仰之源头——历史与文化意义语境缺位之下,被媒体与评家奉为“一代人的心灵史”的《耶路撒冷》,在本质意义上并未完成徐则臣的雄心。

  从这个意义上,徐则臣所谓找到合适的结构依旧不是属于他自己的结构。这种过于太早开始的回忆与雄心所铸就的《耶路撒冷》,正如批评家项静所道,“小说从作家手中脱落的那一刻起,它就要去遭逢各种可能的命运,作家的初衷究竟有没有实现,有没有变异,似乎不那么重要。我们可以把这归咎于太早开始回忆,或者真正回忆的时刻尚未莅临。”与此同时,徐则臣赋予这部小说过于强大的个人意志,一定程度上了也限制了文本的张力与延展意义。

  进而言之,徐则臣并未找到属于《耶路撒冷》的结构,并未找到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那个自己,而当陈忠实先生找到那个属于《白鹿原》的叙事方式、语言风格等与作品气质天然合一的各种文学手段时,当他找到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那个陈忠实时,《白鹿原》以惊天地泣鬼神之状横空出世。当然《耶路撒冷》面世,毕竟有着过人的内质性构建,这次创作的淬炼与提升,赋予徐则臣向伟大迈进的足够自信。

  愿徐则臣不辜负这个伟大时代,中国当代文学对伟大小说的期待。让我们对与徐则臣一样富于活力和注重精神的青年一代作家赋予深情的期待,这同时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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