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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雪莲》:柳渡江离开藏北的罪与非罪(王 进)

文章来源:陕西作家网发表时间:2018-02-05

  最近网上和一些报刊陆续发表了关于陕西作家杜文娟长篇小说《红雪莲》的评论。这些评论对国家六十年来的援藏工作给予了肯定,但是对主角柳渡江离开藏北某县回到秦巴山区给予了“罪”的评述,认为柳巴松的援藏是为父亲柳渡江“赎罪”。笔者曾以援藏者身份在阿里工作三年,对以上评价不认同,评论者不曾身临其境,闭门造车未必出门合辙。当人们对藏北这个地方有所了解,对国家的援藏工作方针和柳渡江本人有了基本认识后,相信就不会有这样的看法了。

  西藏阿里地区有一个县,名改则。位于藏北高原腹地,纯牧业县,单一藏民族,面积13.56万平方公里(有10万平方公里属羌塘自然保护区),平均每10平方公里土地1人,地广人稀,平均海拔4700m,县城应在海拔4500m以上,空气稀薄,氧气含量不足内地六成。属高原亚寒干旱季风气候类型,多大风,平均风速4.3m/s,最大风速36m/s,年降雪日60日,年均气温-0.2℃,昼夜温差大,日均温差14℃,1月平均气温-12.8℃,极端气温-44.6℃,长冬无夏,冬季气温-30℃0以下应是常事,无外供能源,即使在酷寒的冬天人们除了加厚自身衣物别无其他加温防寒措施。据资料介绍1964年成立第一所民办小学,首届招生20名小学生,开设藏语、算术两个科目,后又因条件差停办,直至1974年恢复招生,开设藏文、算术、汉文三门课程,教职员工4人。

  雪域自然生态至朴至真至美,美轮美奂,高原民族历史文化至奇至深至梦,令人向往痴迷陶醉,是一块牧歌震耳藏袖挥舞的地方。如此描述一点不过分,但这是对匆匆过客而言的,是对行者探险家说的,对于五十年前长期居住于此的人们还有寂寞孤独,信息闭塞,苦寒缺氧,物质的极度匮乏,交通的极其不便等现实问题等待解决。这里是某些动物的天堂但绝不是人类生存的天堂,这里是一块很不适宜人类居住的神秘而严酷的土地。

  杜文娟的小说《红雪莲》中的藏北某县应该就是这样的自然生态气候极端恶劣的地方,连当地藏族同胞也不适宜长期居住(许多人到了冬季就迁移到条件好一点的地方避冬),能留在县城过冬的只有少数当地藏族同胞,而对于内地汉族同胞来说,无论对身体或心理其艰难和痛苦都是难以想象的。当然与五十年前相比,如今这里已今非昔比,经济已极大发展,能源和物质保障标准都有了极大提高,相应的对自然气候环境的防御能力也极大加强。

  当年的柳渡江是一个有心理问题的大学生,是在“文革”最疯狂的时期来到西藏的,是在狂热的政治文化氛围中,懵懂幻觉中为实现“伟大理想”的夸大妄想精神状态下,抱着简单的“吃苦精神”而对雪域高原没能真正认知、知识贮备和文化积累情况下,来到这“最艰苦的地方”,藏北某县唯一的小学任教的。

  心理疾病的发生有基因遗传作基础,人格特征的形成同时受社会文化的影响,是某种社会文化的产物。不健康的素质和人格特质构成发病的基础,社会文化因素决定心理的发展及倾向。情感的产生取决于客观事物,取决于客观事物对人具有的意义,人对这种意义的认识。一个人如果不能应付一个强烈的情绪经验,结果便造成神经病。任何人在相应的内外紧张刺激作用下都有可能引起精神障碍,而社区对个人缺乏支持则是精神崩溃的重要原因。心理疾病通常都与不良的社会心理因素有关。

  从生活方式可以看出柳家存在精神病易病性倾向的遗传基因。伊谛普斯情结人人都有,但不是都会致病的,从婴儿期母亲对儿子存在的忽视,可以认为柳渡江伊谛普期情结发展明显是失败的(被剥夺的)。家庭生活过度政治化的亲情缺失,十年“文革”浩劫,严重僭越真实和逻辑客观性的非理性政治气氛和社会文化,就注定了柳渡江的心理易病性特征,他在援藏前期患的是妄想狂神经症,后期转变为重度抑郁,病人深感痛苦的自我谴责,是自然而然的症候。

  纵观国家数十年援藏经验,每一位在高原取得成绩的援藏者一般除了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同时还应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人是群居动物同时具有社会属性,宽广的工作和生活空间及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对于愉悦心态是不可少的,长期处于狭小的生活工作空间很难不发生精神障碍。无论是第一代援藏者老白、秦姨、王副县长,还是第二代或第三代援藏者南宫羽、柳巴松、李青林、翼苗苗等,他们的人格特质易病性倾向不明显,他们内心平和,快乐善良,行走各处使他们不断地感受藏族文化和雪域的神秘,良好的物质条件或机会会使他们能对生活方式具有选择性地适应或规避,特别冬季可避开恶劣自然气候的肆虐。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柳渡江则不然,他所身处的环境完全与外界隔离,每日的活动范围是以百米计算,工作生活空间极为狭小,自王副县长失踪后没有人能与之正常沟通,特别到了漫长的寒假,他完全被寂寞孤独笼罩着,完全遏制了人性的本真,精神文化的乐趣唯能从幻觉中追寻。严重的高寒缺氧和物质匮乏,也使身体与自然环境处于严重不适调状态,进一步导致心理疾患加重。正如王副县长说的:柳渡江的离开是被孤独打夸的。是精神夸了,不是胆怯。

  我们知道,在战场上冲锋不能克敌制胜时必定改变战术,撤退未必就是叛逃。这也是国家数十年援藏所秉持的政策方针,援藏工作者因各种不适提前撤回内地是不会被歧视的。也许他们撤退时有过畏惧心理,但柏拉图说过,恶人心往犯法,止于梦者便为善人。珍惜生命,珍视心身健康是现代社会文明对人性关爱的体现。作为援藏者,个人撤退的结果除了给援藏者本人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应该不会有其他的负面影响。何况到自然条件极其恶劣艰苦的青藏高原做一个援藏者对于一般人不是法定义务,志愿者根据自己的情况可以自愿地去也可以自愿地回,不具有强迫性。

  对于柳渡江无论以藏北的恶劣生存条件工作环境,还是以心理精神状态,坚持下去只能等着白送了性命,而撤离藏北到秦巴山区投靠郭汉山虽也凄苦但是一条活路,应该是理智的选择,最后收养藏族孤儿柳巴松并培养成才就是最好的结果,谈不上罪过。柳巴松自觉去援藏是出于对心灵故乡的热爱,是一个有为青年的美好志向,不属于赎罪范畴。至于扎西校长、老白、王县长等人,明白了柳巴松与柳渡江的关系后,所表达的也只是对故友深深的怀念之情,没有丝毫苛责之意。给柳渡江逃回秦巴山区戴上“罪”的帽子是不公正的更是不科学的,是“纸上谈兵”。

  所以,我对一些不了解藏北实际情况,妄议柳渡江的评论家予以驳斥。

  (王进:心理学学者,曾于2001至2004年援助西藏阿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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