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活动

作品研讨文学讲座文学交流深入生活
当前位置:陕西作家网>文学活动>文学讲座>其它讲座

忆路遥:儿时,我曾和路遥争稿纸

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  曹培文发表时间:2013-01-17
作者当年与路遥(右)合影 供图/曹培文作者当年与路遥(右)合影 供图/曹培文

  去年11月17日是作家路遥去世20周年。每当人们谈起路遥,总有说不完的话题,我深感人们对这位已故作家的崇敬。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路遥对于我而言,从来没有特别的感觉。在我的内心,路遥就是我的父亲曹谷溪的一位好友,是《平凡的世界》中平凡的一员。小时候我为跟他争几张稿纸,甚至还引发过一次无从告人的不愉快。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幼稚和羞愧。路遥去世后,众人悲痛,我也很伤心。虽然已过去很多年,记忆中的路遥却常常让我想起,也算是怀念吧。

  为了半沓稿纸,我幼时曾怨恨过路遥

  在我很小的时候,确切的时间应该是1970年的夏末,西瓜成熟的季节。那时候我还没上小学,母亲领着我去延川县城看望父亲。父亲在县里工作,我跟母亲住在距县城40多里的乡下。因为父亲经常不在身边,所以我对父亲陌生而畏惧。

  我去县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得到一个写字的本本。因为我到了快能上学的年龄,母亲答应用父亲写文章的稿纸为我订一个。母亲没有多少文化,但对子女的教育还是非常在心的。她常常坐在院子里,一页一页翻着连环画册,用清涧腔很浓的普通话给我读“列宁的故事”。

  从家到县城几十里的路程,我们竟换了几次交通方式。记得先步行,继而是坐驴车,最后还搭乘过一辆两排座位相对的绿色吉普车。坐在里面风很大,噪音也很大,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才到了县里。

  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县城,城市的繁华令我眼花缭乱。这里要比我曾去过的集镇要大得多。父亲工作的县革委会在一个山坡上。顺着一道长长的石板坡上去,无需拐弯,径直找到二排十八号,就是父亲宿办合一的窑洞。不巧,父亲外出不在。只看到靠近掌炕的办公桌前坐着一个年轻人,正在铺开的稿纸上写字。母亲和他很熟,寒暄了几句后,他又坐下来继续埋头写字。我倚在母亲身上,母亲坐在靠近窗口的椅子上,我当时感觉只有羞怯和窘迫。

  母亲首先打破沉默,推了一把我说:“去跟你王卫国叔叔要一点稿纸。”我便勇敢地走过去,站在那位叔叔的面前。眼前这位叫“王卫国”的人,就是后来的著名作家路遥。那是我对路遥最早的记忆。

  路遥拿起写字的那沓稿纸,扯了一半递我。我正要去接,蓦地,他却将手收了回去,将那半沓稿纸较仔细地又一次一分为二,然后递给我。我接过稿纸转身,扑向母亲怀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好像受了极大的委屈。幼小的生命是多么脆弱和单纯!

  为了得到一个习字本,对于一个学龄前的孩子,从梦想到现实,委实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这个叔叔怎么这么小气!”我想,“你住的是我爸爸的窑洞,用的也是我爸爸的稿纸,这么小看人!”为此我还在心里暗暗怨恨过路遥,觉得他使我蒙受了巨大的羞辱。几十年过去了,到现在每当想到路遥,就会想起这件事。

  大年初一路遥来我家看父亲的藏书

  1971年,我家住在延川县城贾家坪公社的刘家沟。大年初一,刚刚吃过早饭,路遥就和他未婚的妻子林达两人骑一辆破自行车来到我家。按当地的习俗,大年初一是不出门的,但思想激进的路遥,向来都不按套路出牌。头一天晚上,他和林达回延川郭家沟陪养父过除夕,第二天上午就到刘家沟找我的父亲。而且,一住下就不走了。

  那是一个粮食极度匮乏的年代,几乎整个陕北人都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穷光景。人们常说:“贼来不怕,客来怕。”记得有一次,为追回一块弟弟偷吃的玉米发糕,我将弟弟一直追到离村一里外的河畔。很多年后,弟弟还提起这件事。

  路遥却是我家的常客。当时村里住着北京知青,离我家很近。冬季农闲时都各自回京过春节,路遥和林达各占了一孔知青的窑洞住下。冬天日子短,又不上山劳动,村里都是一日两餐。虽然贫困,但春节期间的食品相对还是丰富的。家家都预备了一定数量的黄米馍、年糕,我家还磨了豆腐。

  他俩通常起床较晚,常常是饭熟了还不见他们进门,母亲就打发我去唤他们。母亲的任务是料理好每天的生活,有时候林达也偶尔帮忙。印象中的林达个子不高,梳着两个羊角辫,长得很清秀。

  吃完饭母亲收拾碗筷,路遥和林达就长时间陪父亲说话。有时低声细语,有时情绪激昂。虽然谈话的内容我不懂,大概离不开文学和时政。有时他们凑到我家的书柜前,翻看里面的书籍。当时我家有较多藏书,父亲还为这些书专门做了一个极富创意的书柜。柜子的下半部分是一个可以揭起的整板,揭起就是个桌子。那个年代一般家庭是没有那么多藏书的。路遥经常光顾我家,除了跟父亲讨论学问,另外一个原因大概是冲着父亲的藏书。他们挑选好喜欢的书,就躲到知青的窑洞看书去了。

  一天晚上,路遥兴奋地推开我家大门

  1975年,父亲从延川调到延安报社工作,我们的家也从农村搬到了延安,住在东关车站对面的黑龙沟广播局家属院。那个时期的父亲情绪非常低落,我们平时都不敢跟他说话。有时候他走在街上,身后有车冲他摁喇叭,他都烦躁地回头怒骂几句。曾一度把家抛给母亲一人,自己只身跑到清涧老家,帮爷爷喂牛去了。直到毛泽东主席逝世,他才被召回单位,时间达半年之久。

  后来据父亲讲,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已经使他身心疲惫,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不能自拔。他甚至想离开处在政治前沿的新闻单位,到某个林场育林,或者到粮店看大门。通过帮爷爷喂牛的经历,他觉得隐居生活是摆脱精神痛苦很好的方式。

  回到报社,领导指派他带一位叫苏来见的大学生到富县采访。父亲很不情愿,迫于无奈最终答应。就在这次采访过程中,单位突然打电话把他叫回单位传达重要文件。厌倦了政治运动的父亲,回到延安没有去单位,径直回到家里。也就在这一天晚上,家里来了两个不速之客,一个是路遥,另外一个是闻频。他们都是《山花》时代的挚友。路遥推开门,高高举起双臂大喊:“谷溪,人民胜利了!”

  我虽不知道啥事令路遥如此兴奋,但从他们的举止知道一定是大事、好事。当父亲听到“四人帮”被捕的消息,非常震惊,半天没说出话来。从来不喝酒的父亲,从柜子里拿出一瓶太白酒,避开我们领着他的两位朋友到楼上的房间去说话。三个人饮酒畅谈,整整一个通宵。

  第二天,父亲就写下了激情奔放的长篇抒情诗《爆发了,八亿人民心底的火山!》,并相继在《延安报》、《陕西青年》杂志发表,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父亲的“神经衰弱”也不治自愈。

  父亲和路遥在我家酝酿着一本“大书”

  路遥在延安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延河》编辑部当编辑。当时单位经费困难,路遥到延安出差,吃住都在我们家。后来出名了,到延安就住在延安宾馆。可是,他又不喜欢宾馆的吃喝,常常在中午时分,肩胛一斜一斜地从宾馆跋到市场沟家里,叫母亲给他做陕北农村饭吃。

  20世纪80年代初期,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发表,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轰动。对于路遥的成长道路来说,父亲更像是他每次进行文学远征时,出发前的送行者、行进中的鼓励者、到达终点的安慰者。

  记得我上初三那年,下午放学回家,看到父亲端坐在写字台前,路遥站在窑洞中间面对着父亲。屋内烟雾弥漫,地上到处都是烟头,两人表情都严肃而亢奋。当时的场景使人不禁联想到电影里惯有的,司令员、政委在作战司令部运筹一次重大战役的画面。我不关心他们的谈话内容,但听出来他们是在谈论路遥正在着手写一本大书。后来才知道,他们当时讨论的所谓大书,就是后来奠定路遥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不朽地位的《平凡的世界》。

  那天父亲和路遥谈话持续了很久,一直到了满天繁星路遥才离开。因为我家住在山坡上又是小路,父亲让我打着手电,送路遥到山下的大路上。途中出于好奇,我小心地探问路遥:“小说的题目是什么?”他回答:“还没有名字,题目还没有定。”当时我以为他是保密,或者是不愿告诉我。

  “我们栖息在它的枝头,就不由得为它歌唱!”

  另一次是小说《平凡的世界》完成后,应该是在1990年的夏天。当时他住在延安宾馆,他到市文联找父亲。也许是不愿让外人听他们说话,借口打发我和新婚的妻子到他在宾馆的房里帮他洗两件衣服。并交代:桌上的稿子千万不敢乱动,衣服的领口要揉搓一下。我俩也正希望到外面躲避父亲的说教,到宾馆还可以洗热水澡。

  走进延安宾馆他住的房间,地上放着一个很大的旅行箱,桌上摞着一尺厚的手稿,再就是塞满烟蒂的烟缸和两大罐咖啡,床边扔了两三件换下的衣服。我们很快就完成了公务,便坐在房里冲了一杯咖啡,交替着一人一口喝着,一边小声说话。很担心主人突然回来,看到我们偷喝他的咖啡。因为从小我就对这个人“敬而远之”。

  细想起来,路遥的生命历程其实就是一场艰苦而漫长的孤旅,他所做的事情其实是没有人可以分担的。日前和朋友谈到路遥,得出这样的感慨:一个人只要认真对待人生、诚实对待劳动、热忱对待生命,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种伟大。路遥最真切的一句话,应该是他在茅盾文学颁奖仪式上所说的:“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在它的枝头,就不由得为它歌唱!”

  父亲对路遥的关爱是无条件的,在我年少时是无法理解的。他们的友情是建立在对文学崇高追求和坚定的精神信仰之上。我曾在父亲的一位朋友面前说过:很难想象,父亲和朋友的友谊能从青年时期一直持续下来。对事业的执著与忠诚,父亲就像一团不熄的火焰,几十年如一日,燃烧着自己,也燃烧着别人。父亲值得受人尊敬!父亲令我骄傲!路遥令我怀念!

  (曹培文,原《延安文学》主编曹谷溪之子、华西大学路遥文学院教师。)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