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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抒雁晚年关于新诗的几点重要思考(刘炜评)

文章来源:刘炜评发表时间:2013-11-23
作者按:2013年2月14日,西北大学杰出校友、当代著名诗人雷抒雁去世,一颗炽热的诗心停止了跳动。雷抒雁为中国当代文学留下的宝贵遗产,等待着人们去梳理、评价。《西北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刊发文章四篇,从不同角度读解雷抒雁的情怀、追求、诗艺等,既表达了对诗人的深切缅怀,又寄寓了对中国诗歌守正开新的美好祝愿。拙文即其中之一
     我说的雷抒雁的晚年,是指诗人生命的最后10年(2003-2013)。我说的雷抒雁关于新诗的重要思考,涉及以下三点:诗人如何克服个人体验和经验的局限;新诗如何坚守诗性并对民族语言有所贡献;新诗如何汲取母土诗歌文化营养。
2003年,雷抒雁在接受了直肠癌手术后,以超常的毅力和病魔抗争,四时笔耕不辍,发表了大量广受读者瞩目的作品,出版各体著作10余种,迎来了创作的第二个高峰期。同时,诗人对人生、社会、文学的洞察和思考,也进入了一个空前广阔、沉实、深入的层面。对进行时态的新诗的凝视和深思,则是其中最重要的方面。
以白话作为基本语言手段的新诗是中国现当代诗歌的主体,迄今已经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经过几代诗人的探索,先后出现过自由体、新格律体、十四行诗、阶梯式诗、新民歌体、无韵诗、散文诗等多种体式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朦胧诗、新生代诗等多种艺术潮流。成绩是巨大的,问题也很多。对于“新时期”的诗人而言,新诗已经成为与旧体诗并在的一个传统。而雷抒雁创作的丰硕期,恰逢新诗演进到了最艰难的所谓“边缘化”时段。随之在新诗的创作者、阅读者和研究者中,存在着普遍的焦灼情绪。新诗发展的严峻现实,给它的关注者提出了诸多“问卷”。雷抒雁关于新诗的诉诸文字的思考,就是他的“答卷”的一部分。
雷抒雁不是学者,也不是评论家,他的关于新诗的思考,主要出于诗人角度。2001年,雷抒雁曾出版过一本书名《写意人生》的诗论。晚年关于新诗的申论,可说是其诗论的进一步拓展和丰富。这些论述散见于雷氏的著作自序、随笔、诗评、讲座、访谈、对话等,内容不够系统,表述也不尽缜密,却如散珠零玉,自有珵亮的泽光。
    关于诗人如何克服个人体验与经验的局限性
诗人的天然使命,是以诗语抒情言志,而一切真诚的抒情言志,无不首先源自个人的生命体验和生活经验。作为诗人,雷抒雁从不忽视体验和经验作为“入诗方式”的重要性:“我非常重视入诗的方式。如果一件事情不能从基本生活经验上打动我,就很难进入我的诗。”他激烈反问:“一个写作的人,如果连自己都没有一种需求的欲望,写成文字,别人为什么一定会需要?”这说明在雷抒雁看来,建立在触动、冲动基础上的自我诉求,是诗人创作的原动力、出发点。
但雷抒雁反对诗人将个人体验和经验——有时他称之为“自己”“我”——看得过为重要,因为它们有着明显的局限性:“文学的写作,始于经验。但经验有两种,一是个人的经验;一是社会共有的经验。这两种经验的兼顾和相互关照,会使文学作品达到一个较高境界。即所谓对一个人是真实的,对千百万人也是真实的;反过来说,也成立。只空洞地说集体,容易引起情感疏离;但只褊狭地夸大个人,也容易引起感情封闭,引不起共鸣。”一般来说,从个人体验和经验出发的诗具备情感的真诚性,但要引起千百人的共鸣,仅靠个人体验、经验是不够的。只有唤起“社会共有的经验”的诗,才能进入意义的第二层面,那便是除了关注自己,“还应该关注大家,关注千百万的人民”。他期望诗歌的创作主体能够出乎个人经验而又超越个人经验,也就是能够从“小我”提升为“大我”。只有这样,“才会出现共鸣,才会使众多的人——人民,感到有用,使他们获得鼓舞和启示”。
雷抒雁认为,由“小我”到“大我”,是诗人情怀由逼仄走向阔大的标志,由此提出了一个叫做“人类的情感疆界”的概念:“这里边涉及到我提出的一个概念,即人类的情感疆界:自身-父母-血亲-配偶-子女-亲朋-部落-种族-全人类-动物界。……情感疆界的大小及远近,正是一个人心胸和精神境界宽窄的证明。”
基于这样的认识,雷抒雁不讳言诗的功利性:“诗人必须以文字的名义站立在纸上。诗没有政治的功利,并不等于没有功利。当诗歌从庙堂转向生活世界时,是否能将个体经验转换为诗,是否自立于诗,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这30年中重要的问题。当诗不再将生活的尊严、庄重揭示出来的时候,它就立不住了。……当我们写个体经验时,一定要把个体经验中的有深度的东西概括出来。”他对当下的那些一味排斥做传声筒、躲进“小我”之屋的诗人发出批评:“现在我们的诗人,能写情歌的很多,能写国歌的找不到,我们现在就缺少大胸怀的大诗人。”
雷抒雁作为诗人的精神向度和行走姿态,既源自禀赋与气质,又得益于生活阅历的磨砺;而雷抒雁作为现实关注型作家的“大胸怀”,则与其社会角色的领悟与担当有关:雷抒雁是一位政治立场比较鲜明的共产党员作家,其创作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的革命文艺传统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的引领较多。因此他的诗歌创作,始终与时代情绪比较紧密地链接甚至共振着;雷抒雁诗歌语汇的不小部分,与重要政治事相和重大社会事相有关。一些读者和评论家视他为政治抒情诗人,虽不无片面,却言出有因。
    新诗如何坚守诗性并对民族语言有所贡献
在论及新诗时,雷抒雁十分强调对诗性的坚守。雷抒雁眼中的诗的诗性,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是形象美、意象美、意境美的具备,二是遣词措句的精美纯粹。
作为言文基本合一的文体,自由无拘的新诗为创作者抒写情志提供了优胜于文言诗的方便。但对于创作者来说,这种自由无拘又容易使诗和非诗的界限变得模糊,由兹可能降低作品的诗性门槛。雷抒雁肯定新诗享有的自由,却坚决反对新诗作者以自由为借口率尔操觚:“自由是非常美好的词,对于刻苦的有想像力、创造力的人来说,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对懒散的人来说,却可能是个有害的东西。”因为“所有的艺术,都是在自由和约束之间寻找一个平衡。”“虽然现在写的是自由诗,但仍然需要以诗歌内部的规律来约束、限制。”
雷抒雁旗帜鲜明地反对近廿年来新诗写作的“诗性流失”即过分自由化、随意化、无难度倾向,斥之为“无痛分娩”。他坚定地认为:“我想,未来的写作,无论在技术、技巧、形式上发生怎样的变化,应该像前人一样,让诗歌伴随血液,经过诗人的心脏,从血管里流出,而不是和口水一同流出,至关重要。在这一点上,那些认真的写作先行者,会永远是未来写作者的榜样。”他热切呼吁:“诗人要将素材温暖了,滋润了,要找到让人颤动的东西,然后拿出来。……就像一颗橙子,你要把其中的果汁不断地挤压出来。”他自己的身体力行是:“我会把词语、句子,放在思想的戥子上称来称去。”
“我在想,新诗亏欠于诗的是什么?新诗是否把白话汉语提升到了诗的境地呢?”“我们的新诗,创造了哪些语句来凝结现代人的经验,并返回到日常语言中呢?这不是新诗的最大悲哀吗?”这是雷抒雁对于新诗近于严厉的扣问。他以诗性的寡多反观旧体诗和新诗的实际情形后发现,新诗对民族语言的反馈太少。他列举“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天涯若比邻”“天生我才必有用”“更上一层楼”等古代诗歌名句为例,说明“我国古代诗人对语言贡献很多”,相形之下,“新诗,就像公园座椅上的一张报纸,我们随手翻看的报纸,看或扔掉,都没有什么。它既不在语言上给你干扰,也不给你阻力”,并由此感慨“在这点上,新诗甚至不如流行歌曲,像‘潇洒走一回’‘老鼠爱大米’等”。“今天的诗人在这上面应该感到惭愧。”
    新诗如何汲取母土传统诗歌文化营养
1989年3月26日,杰出的当代诗人海子卧轨自杀时,“身边带有四本书:《新旧约全书》、梭罗的《瓦尔登湖》、海雅达尔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西川《海子诗全集》序)。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象征: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新诗作者的诗歌文化资源,主要取自西方;对于母土诗歌文化资源,总体上汲取不够。雷抒雁和海子等新诗作者的不同之一,便是相当自觉地认识到了汲取母土诗歌文化营养的重要性。
雷抒雁曾在西北大学中文系就读五年(1962-1967),接受过比较完善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其知识结构的奠定,基本完成于这个阶段,文学创作也起步于斯时。这样的经历,使得雷抒雁的写诗和论诗,建立在一个比较坚实的文化基座上:“我们这一代人传统文化的底子,是在我们的基因里头。虽然,我们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没有老一代那么深厚,但也没有年轻一代那么浅薄。……我是写新诗的,不写律诗。但我对诗的感悟,从传统诗词方面,获得了最直接的敏感。”
雷抒雁认为新诗发展中有两个明显不足。其一是“多年来,我们因为新诗是外来的形式,便极为重视西方的写作理论和经验;许多诗作如同临摹的西方诗,轻视和放弃了中国的诗歌传统”,其二是“我们过去的诗歌写作,说到继承古典诗歌传统,总喜欢在形式上下功夫,不善于将其中有益的元素活化,注入新诗写作中”。
那么,对于新诗创作者来说,最应向母土传统诗歌借取并使之活化于诗中的“有益的元素”是什么?雷抒雁认为,主要是诗歌语言的简洁、优美和富于韵致。“我觉得我们过去讲对古典诗词的继承,过多注重平仄、韵律上,而忽略了它的韵致和简洁;看到了格律,而忘记了诗。除了简洁,我从传统诗词中获得最多的就是韵致。”
在雷抒雁看来,每个诗人都有自己或多或少的狭隘性,出色的诗人和平庸的诗人的区别之一,是前者能够“不断和自己的狭隘性做斗争”。诗人克服狭隘性的题中之义,一是努力超越个人体验和经验的局限,二是善于广泛学习,包括“向外国学习”“向古典学习”“向民歌学习”“向各种流派学习”等。就新诗创作者来说,学习古典即传统诗歌文化做得最不够,因而最欠成效,所以补课显得十分紧要。(载《西北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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