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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黎:重整人心之山河,疗救人心之痼疾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出版网/报 作者:陈文伍发表时间:2010-12-09

——安黎与陈文伍谈《时间的面孔》


 
  安黎简介:
  1962年出生于陕西省耀县农村,现为《美文》杂志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西安有突出贡献专家。新书《时间的面孔》由《文

伍书系》创办人陈文伍策划推广和代理出版,另出版有长篇小说《痉挛》、《小人物》,散文集《我是麻子村村民》、《丑陋的牙齿》、《不在路上走》,小说集《丑脚牙踩过故乡路》、诗集《走进人的丛林》等。
 
  安黎近照:
 


 
  长篇小说《时间的面孔》得到大作家贾平凹题写书名和陈忠实撰文推荐,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被《文艺报》等全国近三十余报纸,百余媒体推荐和介绍,荣登新浪读书2010年10月文学好书榜,百道网新书热评月榜,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
 
  安黎长篇小说《时间的面孔》封面:

 

  一、寻找着个人化的表达方式
 

  陈文伍:
  麻子村是你老家,也是长篇小说《时间的面孔》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这本书的主要原型是现实中的人事物吗?可以说这部小说是“三分真实,七分虚构”的吗?


  安黎:
  麻子村是个真实的村庄,它是我生命的孕育之地。但小说里的麻子村是虚构的,和真实存在的麻子村有少部分的相似,但更多的是不相似。相似的是它的地貌特征,还有部分人物的特性,其他的皆不雷同。“三分真实,七分虚构”之说,应该是准确的。
 
  陈文伍:
  《时间的面孔》一书中,有些地名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比如麻子村、中国、美国等;有些地名却是虚构的,比如越北、高台等,为什么这样安排呢?


  安黎:
  地名上的虚构或真实,取决于小说的故事需要,当然也有作者回避现实风险的考虑。采用真实的名称,是想增强读者阅读的现实感;采用虚构的名称,是害怕书出版后有人对号入座,从而引火烧身。小说最初所写的城市名称叫唐都,但在发出它的最后一刻,我依然决然地把它换成了越北。唐都很容易被人解读为西安,一旦那样,书里面所写的大大小小的官员,有可能从书中寻找到自己的影子。官方也会相当地不悦,认为我故意为其抹黑。摸了老虎的屁股,太岁头上动了土,其情景会怎样,不难想象。
 
  陈文伍:
  《时间的面孔》中的田立本、康圆圆、田小林、刘奇等人物形象,是那么地亲切,活灵活现,就像是我身边的某某某,这是由中国特有的民族性决定的吗?


  安黎:
  没错。我想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勾画,完成对民族特性的解析。中华民族曾经是世界上的优异民族,自喻为“礼仪之邦”;但经历了长期的皇权统治与压榨,尤其是经历了清末民国的无数战乱,还有数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民族的文化血脉似乎已经断流,精神世界一片荒芜。缺少现代文明滋养的民族,呈现着丛林社会的种种特征。纵然富裕得遍地黄金,但终究不会获得别人的尊敬,也难以成为有尊严的族群。
 
  陈文伍:
  《时间的面孔》你写了一年,但是我想这么厚重的书,光花一年时间是不容易写出来的,您怎么构思的呢?


  安黎:
  我的写作习惯是:当有了写作冲动,有了闲暇,我就下笔写作。写着写着,就不由自主了——刚起笔是作者在引导故事,但不会太久,就是故事在引导作者了。故事牵着我的笔行走,有时畅达,有时磕绊,有时趾高气扬,有时垂头丧气,但走向哪里并不完全由我决定。
 
  陈文伍:
  这就是说在写《时间的面孔》之前并没有考虑好故事的细节、人物的命运和结局,细节、人物的命运和结局由故事的发展和故事本身决定,是吧?那么,在写这部小说之前是否有个大致的故事情节和故事大纲,在您的心中盘旋呢?


  安黎:
  动笔之前,故事的大体轮廓在我的心里盘旋许久。也就是说,我已经构思好了一个大的框架。框架里想要装填的思考当然也已酝酿成熟。具体到人物的布置,情节的安排,细节的提取等等,都有赖于写作时的灵机一动。
 
  陈文伍:
  在创作过程中的“灵机一动”,就是所谓的灵感吧?有作家说“灵感的光芒简直就像菜刀的生产线一样光芒四射”,您是怎么看“灵感”的?


  安黎:
  “灵机一动”指的就是所谓的灵感。“灵感的光芒简直就像菜刀的生产线一样光芒四射”,此类比喻颇有意思,但不那么贴切。“菜刀的生产线”应该闪着寒光,但灵感却未必那么冰冷。灵感从概念上是说不清楚的,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灵感是智慧之光的突然降临,它掀开了人大脑里的遮蔽物,让人一下子豁然开朗。
 
  陈文伍:
  看《时间的面孔》,常常觉得和鲁迅《故乡》、《阿Q正传》等有很多相似之处,写这本书是否受到过鲁迅作品的影响呢?


  安黎:
  受没受鲁迅先生作品的影响,真的很难界定。鲁迅是我尊敬的作家,我读过他大量的作品,但与此同时,我还有别的更为广泛的阅读。我读的书比较多,也比较杂,喜欢的作家也很多。我写作,从没有刻意地去模仿某个作家,自然也就难以说清到底受到了谁的影响。也许很多作家的作品影响了我,只是我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而已。成熟的作家,都在寻找着个人化的表达方式。我也许还不成熟,但依然在进行着这方面的努力。近些天我听到不少议论,有人说我像卡夫卡,有人说我像昆德拉,也有人说我具有鲁迅的某些特征。不过,我更希望有人说我像安黎。也就是说,更像我自己。
 
  陈文伍:
  鲁迅是中国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你是否也受到国外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卡夫卡等的影响呢?您的《时间的面孔》是否借鉴和走进了国外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写法呢?


  安黎:
  巴尔扎克无疑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我都读过。不过,我不大喜欢他的语言方式。他的叙述也许因为翻译的原故,总是显得沉闷拖沓,不够有趣。也就是说,没有展现出语言的魅力。相比之下,我更崇敬卡夫卡。卡夫卡和巴尔扎克生活在不同的年代,因此呈现出的风景也大为迥异。卡夫卡对人性的解剖达到了只有显微镜才能达到的仔细与真切,非一般作家可以企及。与此同时,卡夫卡也是个语言大师,他笔下的故事尽管有点儿荒诞离奇,但读起来却十分有滋有味。卡夫卡对我确实产生了影响,他让我恍然明白:小说竟然可以这样写。但《时间的面孔》与以卡夫卡为代表的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还是有区别。区别在于:西方作家作品里荒诞多来自于作家的主观臆想,而《时间的面孔》里的荒诞就取自于我们身边所熟悉的生活。有评论家在电话里感叹,苦于无法将我归类:把我归入现实主义的作家行列有其道理,但总觉得不大对劲;把我归入现实主义作家也蒙得过去,但我的作品似乎和正宗的现实主义作品又有差异。我笑着说:那就别归类了,我宁愿充当不三不四的怪物,却不愿意混入某一个整齐划一的队列里去滥竽充数。
  
  陈文伍:
  《时间的面孔》是以西方流行的叙述语言来书写的,写作者主要是呈现什么;而中国当下流行的仍然是描写语言,写作者仿佛就是上帝,主宰一切,所有人物的命运都在他的笔下。您觉得用叙述语言来写小说更好,并且有意义吗?


  安黎:
  我曾经说过,从描写语言到叙述语言,是小说的一场革命。只是这种颠覆,这种变革,是在静悄悄的状态下进行的,鲜有人觉察它的拐弯。中国的文学研究者有不少是老眼昏花、双耳失聪的,他们对世界性的语体演变麻木不仁。但只要阅读当代西方顶级作家的作品就不难知道,这些作家已将描写语言予以了抛弃,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叙述语言。相比之下,叙述语言比描写语言更有张力,更有弹性,作家的才智更容易腾空飞扬。如果说描写语言是磨坊里拉磨的驴子,那么叙述语言就是旷野里奔驰的骏马。当然,叙述语言的难度不可低估,它挑战和考验着作家的综合素养。
 
  陈文伍:
  在学习和运用西方文化和写作手法方面,近现代有鲁迅等人物,有人认为鲁迅是西化的英雄,是东方觉醒的标志。您怎么样看?


  安黎:
  拿“西化的英雄”来描述鲁迅,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鲁迅对西方文明极其推崇和称赞。鲁迅无疑是一个饱学之士,学贯中西,他对中国的诸子百家了然于胸,对中国以儒学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伦理有着明晰的洞察,同样,他对以古希腊为源头的西方文明的澎湃之河也颇有探询与守望。因其过于了解,于是对东西方文明,鲁迅的态度迥然相异:对东方文明他极其排斥,排斥到了鄙夷的程度;但对西方文明,他却俯首膜拜,膜拜到了迷信的地步。鲁迅痛感中华文化杂质太多,糟粕太盛,俨然已经成为毒化人们灵魂的毒品,成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路障。鲁迅在点拨文学青年读书时,连《红楼梦》这样的巨著都不曾提起,但却谆谆忠告文学青年要阅读西方大师的作品。激愤时,鲁迅竟然说出了这样极端的话:“中国的书一本都不读!”


  鲁迅如此偏颇,自然有其偏颇的道理。我们尊重鲁迅,但也不能迷信鲁迅。中华文明并非一文不值,它那么浩瀚,尽管有点儿鱼龙混杂,但其中不乏光芒四射的精华。至于说鲁迅是“东方觉醒的标志”,我并不认同,因为在鲁迅之前,就有许多先贤已经觉悟。明代的黄宗羲就是中国最早的觉醒者。黄宗羲的民权思想和孟子的民本思想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孟子谈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显然是讲给统治者听的。他要统治者在施行统治时,要把被统治的对象摆放在优先的位置,并实施所谓的“仁政”。在远古时期,孟子有这样的理念,已经算得上有胆有识了。而黄宗羲的价值取向和孟子难以并轨,却与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卢梭等人遥相呼应。黄宗羲思想的核心要素是:我压根儿就不接受你的统治,你别想着蹲坐在高处统管我的一切;我才是我的统治者,我的命运我主宰;你有没有资格以服务者的身份为我提供服务,得由我自己做出抉择。在那么一个皇权如乌云一般严严实实笼罩的社会里,黄宗羲的学说就像一道孤独而刺目的闪电划破夜空。黄宗羲倡导民权,倡导宪政,倡导民主,真是令人大为惊叹。清末的觉醒者更多,比如变法运动的六君子,他们不都是已从梦中醒来了吗?辛亥革命的发起者孙中山、黄兴、秋瑾等人,他们哪个不是中国觉醒的脊梁?即使到了鲁迅所处的时代,觉醒者也非鲁迅一人,而是一个汹涌澎湃的群体。甚至可以这样说,论起觉悟的程度,胡适要比鲁迅觉悟得更为透彻。如果说鲁迅打开了一扇窗户,那么胡适则是推倒了所有的围墙。鲁迅的目标是急于打破旧世界,但新世界是什么样子,他却陷入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尴尬,懵懂无知。但胡适就不一样了,他像一个建筑设计师,早已给新世界勾画出了一张令人砰然心动的蓝图。当然,这张蓝图至今还是水中月,镜中花,形同废纸。中华民族真是苦命,探求一百多年,血流成河,依然难以挣脱坚实的镣铐。一个民族的命运,被一个又一个的野心家轮番绑架。在恫吓里,在杀戮里,那些所谓的龙的传人,其实早已萎缩成了地地道道的甲壳虫。
 

  二、改良人心是文学天然的使命
 

  陈文伍:
  在小说《时间的面孔》中,您为什么忽略专横跋扈的大恶人“屠夫乡长”刘奇杀人后怎么被抓被判被执行死刑的呢?这无关紧要吗?


  安黎:
  小说的侧重点不在于刘奇怎么死去,而在于他怎么活着,因此他被抓被判刑被处决并不重要。当然,忽略对他犯事后的情节叙述,也有篇幅上的考虑。笔墨过多地纠缠于刘奇,有限的篇幅就难以容纳更为繁复的故事。
 
  陈文伍:
  为什么把《时间的面孔》中的“我”,安排成一个报社记者这样的角色呢?是因为有利于像记录员那样书写这部长篇小说吗?


  安黎:
  “我”在小说里扮演着一个扭结的角色。通过“我”,许多不相干的人物才连接与织造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之所以把“我”安排成一个记者,在于记者更容易和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进行有效接触,如此,可以扩大小说的空间容量,从而更能顾盼社会的方方面面,高高低低,角角落落。
 
  陈文伍:
  在《时间的面孔》一书中,惟妙惟肖的比喻遍地开花,真是“妙喻连珠”,是因为比喻能使人物和故事更形象和生动,才经常使用吗?还是因为行文的需要,内心里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呢?


  安黎:
  巧妙的比喻,可以激活语言,让刻板的语言灵动起来,飞舞起来,狂欢起来,从而增强读者阅读的快乐体验。如果只是循规蹈矩地叙述,没有适当的修辞,语言就会枯燥无味,阅读因之而变得沉闷痛苦。痛苦的阅读谁愿意承受?谁愿意花钱买罪受?当然,比喻一定要恰当,不能卖弄,不能生搬硬套,否则,就成了弄巧成拙。
 
  陈文伍:
在《时间的面孔》这部书里,似乎找不到真爱,更没有写到真正的爱情,是因为“爱”和这本书的主旨无关吗?


  安黎:
  《时间的面孔》不是一部描写爱情的书。它写了几起畸形的婚姻,通过畸形的婚姻,折射畸形的环境,透视畸形的人性,别无其他。如果写真爱,整部书的叙述基调则容易失衡,因此,我选择了回避。
 
  陈文伍:
  这部书所要表现的就是一个“悲惨世界”吗?


  安黎:
  准确地说,我力图构筑一个荒谬的世界。在荒谬的世界里,世相混乱,是非颠倒,人性扭曲,一切的一切,看似那么地正常,但实则却是那么地非常。在如此失序的环境里,谁又能够舒心与快乐呢?囚室里的囚犯不会自在,飓风里颠簸的小船难免慌张,环境的悲剧性,决定了人生的悲剧性。
 
  陈文伍:
  《时间的面孔》这本书犹如向社会抛出了一颗“精神炸弹”,炸得很多人晕头转向,陷入深思中,看完了这本书开始寻找自己的真正的心灵之路,但仍然是在摸索着前进,从您这部书里,我们找不到指路明灯,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安黎:
  这本书里没有指路明灯,读者当然也就找不到指路明灯。再说了,我历来不赞成作者扮演引领者的角色,似乎写作者比阅读者更高明,从而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芸芸众生。读者从书里读出了什么,领悟出了什么,全靠读者自己,作者无须指引。如果《时间的面孔》是一面镜子,读者能从中窥探出自己的真实处境,从而领悟出所要努力的方向,他心中的灯自然就会被点亮,心中的火自然就会被点燃。萨特的《脏手》里有指路明灯吗?显然没有。不但没有,简直是漆黑一团。但萨特的《脏手》,成为了唱给一个时代的挽歌,成为了驱逐黑夜迎接黎明的霞光。
 
  陈文伍:
  您曾经和记者说过“《时间的面孔》这本书是寓言体小说”,是不是这个故事一开始,主角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他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经济手段无法从根本上建立新农村,只有精神手段,才真正可以建立新农村,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才是根本的,不改良民心,注定是要失败。还是由人物的性格和中国的社会环境决定的?性格决定命运吗?


  安黎:
  寓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预言。寓言就像一张图,悬挂于墙,它蜿蜒的线条与直射的箭头给予了我们一个清晰的昭示:也许我们还没有开始,但结局已经注定。寓言从小处着手,但揭示的问题却常常带有根本性。解剖一个麻雀,就知道了动物的神经脉络。《时间的面孔》看似在写一个村庄的命运,但它却承载着我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解读,并非建立新农村那么简单。人是环境的寄生者,犹如鱼对水的依赖。水里有毒,鱼不论具有什么样的性格,都肯定会生病。性格的形成与人的天性有关,但更与环境的塑造有关。“性格即命运”只是说对了一半,另一半则是“环境即命运”。树长在不同的山上,枝叶的繁茂会有所区别;人处于不同的环境,命运则不可避免地显现出差异。树上的果子出现问题,谴责果子无疑是本末倒置,应该做的是对土壤进行分析,对气候实施监测。因此,我更看中环境之于人的作用。
 
  陈文伍:
  您的《时间的面孔》,似乎在用小说来艺术地反映现实问题,探讨中国社会和现实生活的弊病,常常让人深思,这就是您所谓的试图“用文学济世,用文学改良人心,用文学抗拒人世间的不公”吗?


  安黎:
  在一个酷热的季节,朝滚烫的马路上喷洒几滴水珠,其降温的效能几乎等于零。我的小说对于坚硬的现实,其作用大概和那几滴水珠无异。明知无效,却依然要执著地喷洒,这不就成了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吗?是的,这个世界需要唐吉.诃德,需要与风车作战的“傻子”。这样的“傻子”越多,中国才不至于彻底无望。”“聪明”人泛滥,不是福音。当然,我清醒地知道,文学难以“济世”,文学也不可能“抗拒人世间的不公”,文学的力量是有限的,它所能做的,也许就是“改良人心”。改良人心,那是文学天然的使命。
 
  陈文伍:
  改良人心,只能从思想和精神上来改良吧?所以,您努力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社会的精神面貌,使《时间的面孔》具有极大的思想冲击力,人心主导人的行为,思想的力量能改良人心吗?


  安黎:
  在《时间的面孔》里,我描绘出的是一个失序的世界。失序具有多重性:社会的失序、生活的失序、道德的失序、伦理的失序以及人精神世界的失序等等。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需要秩序。没有秩序的社会就成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没有秩序的精神世界会变成野兽的狂欢旷野。道路需要斑马线,流水需要河床,人行走也需要方向。然而,人一旦内心没有了道德律,灵魂变得迷乱,加之又生活在失序失态的环境里,惟一的感受会是惊慌与恐惧。中国过去特别重视秩序的构建,除了国家机器的严苛管制与威猛恫吓,还辅之以那些圣贤的谆谆晓谕。奴隶社会和封建时代,社会以金字塔的形状矗立,人与人的关系呈现等级态势,人的精神世界靠一套严密的伦常笼罩。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人虽有窒息之感,但没有混乱之扰。社会相对比较完整,人心相应的也比较内敛,道德的堤坝遮挡着躯体里膨胀的欲望,廉耻的念头像哨兵一样在头脑里站立。但经历了百多年的折腾,中华文明已接近于奄奄一息。尤其是对绵延数千年文化的毁灭性破坏,致使文明的血脉被斩断,文化传承的基因被剿灭,其惨烈的后果日益显现。旧秩序没有了,新秩序却没有建立起来;旧的道德系统被捣毁,但新的道德系统并未得到完善。这些就是《时间的面孔》所要揭示和所要关注的内容。因此,重整人心之山河,疗救人心之痼疾,才显得如此迫切和重要。
 
  陈文伍:
  您曾经说过“我是穷人的孩子,命中注定我将与穷人站在一起”,但是《时间的面孔》这本书里所描写的穷人基本是愚昧、自私、麻木、懦弱,像个丑陋的“小丑”,像是“扶不起的阿斗”,这就是您所说的“书中展示出一些人物的劣根性,但批评不是为了打死,而是始终希望救赎。”,对于劣根性我们只能希望救赎吗?我们只有把我们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凸出地展现出来,得到更多人的重视,我们的社会才能慢慢地走向理想世界吗?《时间的面孔》的后面部分,省长又高度重视起了这个“新型农村”的补救和发展的问题,这是为了说明田立本献身了,还会有更多有思想并且勇敢的精神战士站起来,为了人类理想世界,一批一批地前仆后继而奋斗不息,是吗?


  安黎:
  穷人是一个庞大的群体,难以一言以蔽之。穷人的人格形态并不统一,穷困的原因也各有千秋。因为同为生命,也因为我亦在穷困中长大,因此我见了穷人就特别心软。我同情穷人,为他们的不幸而感伤,为他们遭遇的不平等而忧愤,但这些,并不等于我对他们身上所显示出的劣根性视而不见。我从不认为穷人就是高尚的,富人就是卑鄙的。不公正的环境,造就了人的贫穷和富有,常常不能与人的品德才智相对应。我所写的人身上的劣根性,并不只是附着在穷人身上,而是存在于全体国民(包括我自己)的体内,只是程度有别罢了。至于写到省长“高度重视”之类,那是为了给书增加一点亮色,也为书寻找到一条活路。但我知道,根本性的体制若不改变,省长再重视也没有用。寄希望于明君清官,希望则不可避免地会落空:省长今天重视了也许能解决眼前的问题,省长明天不重视了,依然会重蹈旧悲剧的覆辙。在书里,我对田立本改变故乡的作为抱有批判的立场,我并不赞成他那种盲目开发故乡的行为。中国现在迫切的不是开发,而是保护。
 
  陈文伍:
  古今中外,无数的哲人一直都在寻找精神的价值和心灵的归宿,庄子的“逍遥”,老子的“无为”,陶渊明的“悠然”,耶稣的“仁爱”,释迦牟尼的“慈悲”(佛教的慈悲为怀,四大皆空),穆罕默德的“信仰”,孔子的“仁义”,您认为人类的精神价值何在?心灵的归宿在哪里呢?


  安黎:
  从根本上讲,人的心灵是没有归宿的。但人都在努力地寻找着心灵的归宿。人的心灵就像溺水者那样,总渴望有一个东西能让自己紧紧地抓住,但这个东西实质上是一种虚幻的想象。世界上有神灵吗?谁也没见过神灵,但人总是想象着它的存在。荒诞派大师贝克特的剧作《等待戈多》,用于阐释人的心灵对归宿的期待,也许显得无比恰当。宗教当然是人想象中的心灵存放地,我书里所写的故乡,也是人想象的心灵栖息地。人类的精神价值,依我的浅陋之见,似乎应该浓缩为下面几个词语:博爱、关怀、尊重、自由、宽恕、谦卑、忏悔、慈悲等等。
 
  陈文伍:
  在《时间的面孔》一书中,田立本、“我”等有精神追求的人,和基督教有密切的关系,他们常常去基督教堂,教堂往往成为他们的心灵上的避难所,基督教似乎成为他们心灵上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似乎成为了他们心灵的归宿,您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耶稣是这个世界的救世主吗?


  安黎:
  田立本去教堂,是因为他别无去处。物化的世界里,人被物质胁迫,被物质左右,敏感的心灵遭受到的是一种挤压。于是,那些渺小的灵魂挣扎着,总是寻觅着呼吸的通道。宗教不能解决具体的问题,但可以让人与尘世短暂地隔绝,从而给人以喘息的机会。这就是田立本等人要去教堂避难的原因。耶稣当然不是这个世界的救世主。
 
  陈文伍:
  您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有真正的“救世主”吗?还是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真正的胜利者,更没有“救世主”呢?


  安黎: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单每个人都会消亡这一无法更改的事实,就验证了人生的悲剧性。人可以战胜人,但永远无法战胜时间。人活在一种时间里,人的生命是由时间来赋予的。时间完了,人的生命也就完了。没有谁可以在时间里永恒地留守,也没有什么荣誉可以在时间里永远地闪光。人不过是历史的天宇里微不足道的尘埃,究竟能飘拂多久?能飘拂多远?时间是一张裹尸布,会卷走一切荣耀与耻辱。
  世界上不存在什么“救世主”,越是宣称自己是“救世主”的人,我们越发要对他保持高度地警觉。惟一能拯救我们的,恰恰就是我们自己。
 
  陈文伍:
  关于新书《时间的面孔》,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安黎:
  我想给阅读《时间的面孔》的读者朋友说:如果我的书给你带来了不快,我深表歉意;如果我书里的内容让你绝望,请你不必沮丧,因为绝望常常是新希望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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