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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和作家的共生共荣(段乐川)

文章来源:中国艺术报 段乐川发表时间:2013-09-24
 《白鹿原》手稿限量珍藏版 陈忠实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白鹿原》手稿限量珍藏版 陈忠实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白鹿原》作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经典之作,其文学、艺术和思想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人们却很少从编辑学理的角度来探讨这部作品出版过程中所蕴含的丰富的编辑学意义,尤其是作家和编辑这两个编辑活动中的主体元素如何协调作用,交互促进,从而协同创新,共生共荣,实现编辑稿本到编辑定本的最优“转换生成” 。

  相互信任:编辑和作家共荣的情感基础

  在编辑活动中,表面看来,作家创作稿本,然后交由编辑审读加工,这是一种纯粹的理性的精神生产劳动。其实,在这两个主体元素的交往中,尊重和信任等方面的情感因素,在两者的作用关系中往往发挥着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 《白鹿原》的创作和出版过程,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早在《白鹿原》创作之前,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何启治在组稿的过程中就注意到当时作为陕西青年作家的陈忠实。而这时的陈忠实在文坛上仅仅是“小荷才露尖尖角” 。但是,在阅读了他发表于1973年《陕西文艺》第3期的短篇小说《接班以后》 ,何启治就以敏锐的编辑眼光,认为《接班以后》这个短篇题材关系重大,“具备了一个长篇小说的架式或基础” 。1973年冬天,三秦大地寒风彻骨。何启治却不顾天寒地冻,风尘仆仆地赶到西安郊区区委所在地,见到了时任西安郊区毛西社革委会副主任兼党委副书记的陈忠实。在简短的自我介绍后,何启治直奔主题,热情地向陈忠实约稿,鼓励他将《接班以后》扩充、改写为一部20万字左右的长篇小说。听了何启治的约稿建议,此时还不是职业作家的陈忠实感到心绪万千,既有受到鼓励和信任的喜悦,又不无不自信的“茫然” 。从《白鹿原》出版的角度来讲,何启治的大胆约稿实际上是这部长篇小说内容的“选题策划” 。然而,对于作家而言,从编辑那里收获的创作信任,却隐隐成了他日后义无反顾地开展长篇小说创作的情感动力源泉之一。对此,陈忠实说道:“我首先很感动,不单是老何说话的内容,还有他的口吻和神色,在我感到真诚的同时也感到了基本的信赖,即使写不出长篇小说,做一个文学朋友也挺好,他应该是我文学生涯以来认识的第一个北京人。 ”

  信任是火。“写不成长篇小说”是陈忠实的谦虚话,而把它写出来,并交给何启治编辑出版,却在他们之后的交往中成为“君子之约” 。1992年2月末,已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常务副主编的何启治,收到了一封来自陈忠实的信。在信中,陈忠实向何启治述说了《白鹿原》创作的基本情况。“他说他很看重这部作品,也很看重《当代》杂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态度,在我们表态之前,他不会把这部小说交给别的杂志社和出版社,希望我们尽快派人去看稿。 ”这是何启治对陈忠实高度信任的不事张扬的表达。而在陈忠实看来,这一封信却是他向高度信任和鼓励自己的编辑“报告情况” 。他说:“我终于拿定主意要给何启治写信了……一封期待了四年而终于可以落笔书写的信,我将第一次正式向他报告长篇小说《白鹿原》写成的消息。 ”

  之所以说,陈忠实这一“投桃报李”的投稿,是作家对发现自己的编辑家信任的回报,还因为此时的陈忠实已不是今非昔比的业余作家,而是已荣获过多项全国文学创作奖项的颇有名望的大作家了。当时,得知陈忠实正在创作长篇,包括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张贺琴等在内的多家出版社都对陈忠实发出过出版邀请。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忠实首先考虑的是向何启治投稿。这种相互信任,所显现出的编辑和作家温情脉脉的人文情怀,才使得《白鹿原》这部长篇小说的出版打上了几分难以言说的“传奇”色彩。

  有效沟通:作家和编辑共荣的交往准则

  在编辑活动中,作家和编辑两个主体元素的作用关系是否协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编辑活动的优劣成败。这两个主体元素的作用关系,从根本上来说,也是贯穿编辑活动始终的一个主要矛盾关系。而两者的作用关系,又离不开彼此围绕作者的稿本进行的有效沟通。从编辑的角度而言,就是如何帮助作者创作稿本、优化稿本。从作家的角度来看,就是在编辑的沟通中创作出稿本,并最大程度地完善稿本。

  在《白鹿原》的创作阶段,何启治和陈忠实就始终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不同的创作主体,往往有不同的个性。这就决定了作家在与编辑交往的过程中总是呈现出多种多样的交往风格。陈忠实属于那种“畏怯张扬,外松内紧”型个性。1973年见过陈忠实回到北京,何启治对向陈忠实约稿创作长篇一事念念不忘。他多次给陈忠实写信,鼓励他进行长篇创作。用陈忠实的话说是“不断给我写信,鼓励我写长篇” 。1974年,陈忠实被下派到南泥湾五七干校接受劳动锻炼,而此时的何启治则离开了编辑工作岗位,被派往西藏做援藏教师。但是,他仍然间或与陈忠实保持书信联系,不断地鼓励他创作长篇。这样一种“持续”鼓励式沟通,成为了作为编辑的何启治和作为作家的陈忠实交往的特殊方式。当然,在与陈忠实交往中,设身处地的尊重则是何启治沟通的“关键词” 。他深知陈忠实的个性,在作品创作完成之前是决不事先张扬的。更重要的是,他明白作家的长篇创作不是“催逼”出来的。1984年左右,在得知陈忠实决定创作长篇小说《白鹿原》之后,何启治对陈忠实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现在再也不逼你写长篇了,但咱们约定一点,你的第一个长篇,你给我。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一开始何启治不断地鼓励陈忠实创作长篇,但是在得知作家开始长篇创作之后,却不再“催逼” ,不再过问了呢。甚至,在陈忠实创作长篇的几年内,何启治很少与作家联系。从编辑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正是何启治与作家沟通的艺术。因为,这时的陈忠实已进入了创作阶段。在创作过程中,编辑“过多地谈论和过分关心地询问以及进度的催问” ,只会影响到创作者的创作心境。

  在《白鹿原》的审稿中,作家和编辑同样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良性互动。作为《白鹿原》的组稿人和终审人,何启治同时还出任该书责任编辑。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只有那些非常重要,并“可能要面对上级领导和社会上某种压力”的书稿,终审人才同时做责编。这意味着,何启治要为《白鹿原》的出版承担明确而具体的编辑责任。以现在的眼光来看, 《白鹿原》的出版当然没有任何社会风险。但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特殊的时代氛围中,《白鹿原》所传达出的空前解放的历史观、政治观,以及颇惹人争议的“性”描写,有谁能保证它的出版不会给编辑带来一定的社会压力呢?在经过深入地审读《白鹿原》之后,作为责任编辑,何启治写下了这样的审读意见:“这是一部扎实、丰富,既有可读性又有历史深度的长篇小说,是既有认识价值也有审美价值的作品。 ”在充分地肯定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创作价值之后,何启治也毫无避讳地指出了《白鹿原》可能引发的问题。他说:“这就牵涉到此稿的性描写如何处理的问题。 ”做出付诸出版的决定之后,剩下的问题就是书稿的修改完善了。为了做好书稿的完善工作,何启治隔一段时间就给陈忠实写信,详细地向他征求编辑处理意见,请他考虑修改。而作为作者的陈忠实,则对编辑的意见都非常尊重,甚至告诉何启治,可以由他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处理。

  深度理解:编辑和作家共荣的思想起点

  在编辑活动中,如果说编辑和作家的信任是一种情感层面的要求,那么,彼此的理解就是两者交往的更高层面要求。尤其是,围绕作家的创作稿本所表现出的文学观、艺术观等方面的认识,往往成为两个主体元素能否协调作用的深层影响因素。这同时也是检验编辑专业眼光和素养的主要方面。在《白鹿原》审稿过程中以及出版之后,何启治对《白鹿原》所做的各项工作,则充分地说明了两个主体元素走向共荣的另一根本原因所在。那就是围绕《白鹿原》这部作品彼此形成的深度理解和相互欣赏。换句话说,何启治从内心深处对《白鹿原》这部书的思想和艺术价值赞叹不已,而陈忠实则对何启治的编辑眼光和艺术鉴赏力深深折服。

  在《白鹿原》出版过程中有三个编辑工作细节值得注意。一是何启治签署的终审意见。他说:“这是一部显示作者走向成熟的现实主义巨著。作品恢弘的规模,严谨的结构,深邃的思想,真实的力量和精细的人物刻画(白嘉轩等可视为典型) ,使它在当代小说之林中成为大气(磅礴)的作品,有永久艺术魅力的作品。应作重点书处理。 ”在这个终审意见中,何启治对《白鹿原》的两个评价词—— “巨著”“永久艺术魅力” ——颇值得玩味。因为这两个评价词,往往是对一个时代经典作品的评价,何启治用其来评价《白鹿原》 ,从中不难看出他在审读《白鹿原》过程中,对这部作品是何等的高度肯定和特别欣赏。二是在《白鹿原》出版后受到一些“不公正待遇”时,何启治的仗义执言。1993年的7月份和10月份,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两次联合一些单位分别在北京和西安召开《白鹿原》作品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对《白鹿原》出版评价甚高。但是,由于受传统的政治和文学观念的束缚,当时《白鹿原》的出版宣传和出版评论,在某些地方却成为“禁地” 。作为《白鹿原》的责任编辑,何启治对此感到愤愤不平。1994年,在福州召开的“繁荣长篇小说出版专题研讨会”上,针对与会者对《白鹿原》视而不见和不予置评的做法,何启治挺身而出,严词诘问为什么对《白鹿原》不予置评。三是《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的“修订”一事。众所周知,在茅盾文学奖评奖的过程中, 《白鹿原》成为争议最大的作品,评委会提出了一些修订意见。陈忠实最后接受了这些修订意见,并对小说进行了修订,由此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陈忠实的这一由“修订”而获奖,无疑成为当时很多人“非议”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 1998年3月11日,何启治在《中华读书报》上写了《欣喜·理解·企盼》一文,向读者讲清了《白鹿原》修订并非是“伤筋动骨”的改变,而是编辑加工性质的自我完善。对这种负责到底的编辑行为,何启治这样解释到:“我觉得一个优秀编辑和一个优秀作家在面对某种困难时,就应该而且必然会这样互相理解和互相支持。否则,还怎么能称之为‘知音’呢!”

  当然,在《白鹿原》出版的过程中,编辑和作者的作用关系,还有很多编辑学问题值得探究。比如《白鹿原》的编辑发生学问题。为什么何启治能够在二十年前向陈忠实约稿长篇创作?换句话说,这一约稿是编辑无意为之的随意之举,还是精心酝酿的平素之为?等等。这些都是《白鹿原》的编辑出版带给我们的值得详究的编辑学问题,同时也启示着当代编辑工作者如何做好编辑工作,从而实现作家和编辑的共生共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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