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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云岗中篇小说《请神容易送神难》(杨柳岸)

文章来源:陕西作家网发表时间:2018-01-03
  

一幅当下乡村的众生相与全景图

  ————读云岗中篇小说《请神容易送神难》

作家云岗的中篇小说新作《请神容易送神难》(原载《延安文学》2018年第一期》,依然延续了他所擅长的“精神回乡”乡村题材。而这一次“精神回乡”的主人公苟社教,是一个建筑公司的“苟总”,小说就是写了这个苟总春节时回老家过年参加一次“接爷”的民间祭祀和社火活动。

小说开头两章节可以算作是序曲,其中第一章节写大年三十这一天,苟社教回家前总要解决一点他手下人员工资问题,手下工头们向他讨要工资,他只能向他的上一级“杨胖子”要钱。他把上级逼得把“跳楼”的话都说了出来,总算要了点钱全部发下去,可满足不了下边众多工头的需要,他也只好把上级给他的“跳楼”威胁转给下级。小说利用这个“题外话”情节,叙述了苟社教和杨胖子几十年的交情或“金钱关系”,交待了苟社教是如何从一个只身来城市打工者变成一个苟总的。当苟社教发现,他没有给自己留过年的钱,好在他想到了他包养的一个开服装店的情人清清,向她“借”了一笔钱。一个被人认为是有钱人的大老总,大年三十却要为钱发愁。钱是这篇小说的一个中心词,关键词。钱也是我们当下这个社会最敏感的神经。苟社教在农村的老家里,只有一个单身老父亲,母亲两年前去世,他原本也把父亲接到城里和他们一起住,但父亲不习惯城里的生活,宁愿住在老家。苟社教时常只好让妻子云也回老家照顾父亲。这次苟社教回老家过年,不单是亲情的需要,也是感情的需要。

苟社教这次回家过年,除了个人家庭感情的事外,还有一项重要作者任务,也就是这篇小说的中心事件:他要参与一个叫“接爷”的乡村祭祀与社火活动。小说第二章节就有必要插叙一下这个“任务”的由来。小半年前中秋节苟社教回老家看父亲时,被村里的“头面人物”如村长苟国宝、老书记、申老师等人叫一起,商量要为村里办一件大事。小说描写了这三个“接爷”活动的发起者。其中有村长苟国宝,三十来岁的复员军人,通过变相行贿全体村民而当上了村长。老书记,只是个称呼,不当书记也多年了,为人正派一心为公,能折腾,做事却多不合时宜,把自己的家事没有搞好,他见证了村子几十年的变迁。申老师,以前当过老师,退休后干起了祖传的风水阴阳先生。和老书记一样,申老师为别人家的婚丧嫁娶看风水看日子,却没有把自己孙子的婚姻看好。当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儿孙辈生活上的不如意,并不妨碍申老师和老书记还是村上受人尊敬的“头面人物”。他们都上了年纪,老人往往是一个村子的村魂,他们经多见广,见证一个村子的过去,知晓一个村子的现状,他们为村子的凋敝而忧虑,“过去谁听过哪个娃问不来媳妇?现在好了,村里的光棍多得能绊倒人,而且离婚成了家常便饭。”没人愿意种地,年轻人都去打工,“这样下去,孔庄迟早会在地球上消失。”老人们思来想去,觉得这和多年来人们普遍不敬神有关,而他们村的九龙山上的庙里供着一位九天玄女,村里人都叫她为爷,上一次“接爷”是在六十年前,距今整整一个甲子,老人们便商量着明年过年“要好好接一回爷”,用老书记的话说就是“咱出钱买个放心,再说这几年村里太冷清了,连个戏都不唱,过年不像过年,倒像死了人,咱就趁机热闹一番,举办个九龙文化节,权当给村里增加人气。”这么大的排场肯定少不了花钱,而苟社教是村里走出去的最有钱的人,便被推举为九龙文化节筹委会主任。按理说,这个筹委会主任应该让村长苟国宝来当,但苟村长是个精滑之人,他知道这是个花钱之事,谁挑头谁肯定出钱多。而苟社教呢,以前在村里是个放羊娃,有钱了自然也希望能花钱买个荣誉,社会地位得到证明。于是这么大的事就定下了。

看来苟社教这次回家过年,可能比他平时上班工作还要忙还要费心,于公于私都有着明确任务要去完成。小说从第三章节开始正式进入了苟社教的过年回乡过年之旅,小说按时间顺序写了他从大年三十下午驾车回家,到正月初五所经历的生活。其中小说写他只身一人驾车从城里回农村的老家的路上,小说在这里用了不少笔墨,详细地写了苟社教一路所见所感,还有对往昔乡村的回忆,这种今昔对照,很有空间感形象感的文字,如同长镜头一般描绘出一幅从繁华都市逐渐转入衰败乡村,场景画面空旷而苍凉。乡村慢慢地由远及近,一出以乡村为主题的大剧的大幕徐徐拉开,一个真实的乡村将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如果说这些由都市到乡村、由远及近的的景物描写,可以算作这出大剧的背景,那么出现在村口捡垃圾的老女人海东妈,就是第一个出场人物形象。她只能算是一个配角小人物,但却是一个重要的,有着象征意味的人物。她的儿子海东夫妻两人十年前就去南方打工挣钱去了,把两个孩子留给老母亲一个人照管,就再无音讯。一个老人,在别人家全家团圆的大年三十,还要在村外捡垃圾卖点钱,小说在这里写了一个很小却很生动的细节,那就是她和苟社教对话时说气活,但眼睛却不自觉地向公路上瞭了一眼。可能她平时也经常对村口那条通向外面世界的公路上看,希望儿子儿媳能平安归来,每逢佳节倍思亲,更何况是春节。她的衰老与孤独,和她的生活与命运,几乎就是这个乡村的象征。

大幕开启,一个个人物登场,作者借主人公苟社教的所见所闻所感来作为自己的叙述视角,对他所见到的村里各色人等,所经历的一地鸡毛般的日常生活琐事,逐一描写,尽纳笔下。小说以回家过年和“接爷”为情节主轴,大事件里套着小事件,由一个人物牵扯到家庭的几个人物甚至家族,每一个人物几乎都是有名有姓,其名字也都是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都有着自己的人生故事和命运。作者描写人物范围之广,有出家的“不知是僧还是道”的汪老师,有才十岁左右的苟红伟的儿子,这个小男孩可能是第一次跟随父母从城里回老家过年,不幸却死在了老家。而写的最多的,是常年生活在这个村子里的人。比如苟社教刚回到家,见舅舅在他家,原来舅的女儿自由恋爱了一个邻村青年,而他的两个儿子快三十了却没有媳妇,等等。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申老师的孙子的婚姻问题也类似,而老书记的孙子也过三十了,还是光棍,都同样让长辈心烦。长辈牵挂儿孙找不到媳妇,而有了媳妇其婚姻并不稳定,如小说里说的“村里光棍多得能绊倒人,而且离婚成了家常便饭。”贫穷生盗贼,老书记的孙子因见苟红伟有钱,便在大年初一这天趁着人们都去“接爷”了,潜入苟红伟家准备盗窃,失手杀死了苟红伟的儿子。可以说这部小说是以一个以过年为时间点和主题之下的乡村人物群谱群像,和复杂的乡村社会全景图。

作者的笔也忙里偷闲,写了乡间具有地方特色的美食,笔触蕴含着对乡村的特殊情感记忆。

其中也写到了一个看似有些滑稽俚俗,实际却蕴藏讽刺与警世之深意的细节。大年初一的黎明,苟社教因为内急,而自家的厕所拆了,所以只好在村子里乱找可以方便之所,不料想他解决内急的地方,事后发现那是他三伯家的祖房宅基地。这可是当年三伯和四伯为其争夺的“风水宝地”,现在竟然也衰败得可以让人作为大小便之所,而那个当年给老人贺寿的匾,可以说代表孝道等中国传统文化,也被如垃圾般抛弃。当然也不能过分责怪三伯,他也是为生活所迫,用他责怪苟社教花那么多钱“接爷”时说的话可以为他的行动作注解:“钱装在自己腰包才是实在的,弄这些神神鬼鬼的事有屁用。”他这话说得倒是很实在,但是,作为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在他的意识里,他把以孝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也看成了“神神鬼鬼”这一类虚的事,所以他才会把那个给老母贺寿的匾也抛弃了,因为它不能当钱使。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乡村为了急功近利地富起来,把传统文化抛弃了,这是很让人为之可惜与忧虑的。

作为这篇小说的中心事件,小说生动形象地描写了“接爷”和社火游行的全过程,前者宏大庄严,后者欢快活泼,都充满了浓郁的乡村民俗气息。写社火游行时,作者的笔触在描写现场感强烈的全景图时,还有近景特定镜头,其中写了一个社火游行上很有喜剧感的经典传统节目“大头娃娃戏翠柳”,而扮演者是苟社教的父亲成贵老汉和秀芝婶这一对老情人。二位老人欢快地同台演出,把他们内心的幸福借这个公众娱乐节目而得以抒发。尽管苟社教一时难以接受,但独居老人的感情生活毕竟也是正当的。老年人能有一个幸福的晚年,何偿不是做儿女的心愿? 而把爷接回来供奉在村中央大槐树后“像庙一样的舞台”上后,而接下来的一个活动是烧头柱香。这个情节就几乎成了荒唐的闹剧,金钱成了主角,有钱就是爷,这有钱人就是苟红伟。东海妈在这个时候上场,让这可笑的闹剧又有了让人心酸的成分。可以说,全村最富的一个人和最穷的一个人,在这个场合同时出现,这就有一种强烈的对照感。海东妈要烧头柱香,其要实现的心愿,无非是想让他那外出打工十年未归的儿子儿媳能平安归来。而已经很有钱的苟红伟的心愿是想得到更多钱。乡村有些成功者是靠歪门斜道而取得所谓成功的,苟红伟就是如此。他的经历和故事让人唏嘘,他有着贫穷而不幸的童年,父母死时的唯一心愿就是让他能娶上媳妇。他后来在城里凭着给人算卦当阴阳先生发了家。他虽然和申老师一样也被称为阴阳先生,但他没有太多的真才实学,靠的是江湖上的骗,利用人们的封建迷信而来进行隐蔽的行骗。他回老家也显得太招摇显摆,以至于招人仇富并引来丧子之禍。而接爷活动,也正是因为他的所谓指挥安排,而使元本一个民俗祭祀活动和民众节日娱乐活动,而加入了太多的对金钱贪婪欲望和迷信的成分。他虽然烧了头柱香,但他心中并无多少对神的敬畏,更多的只是一个小人物翻身后对对金钱的贪欲。如小说所写的,当“接爷”、社火流行、烧香等活动进行时,红伟更关心的是他抱着的那个功德箱,这是以“爷”的名义在集资。事后他说出了他的打算,正如村主任苟国宝揭穿他“你拼着命地要烧头柱香,是不是就是想把气氛煽起来,让大伙飚着劲地往外掏钱,然后给你修庙?”当然,村主任苟国宝也可以说另有盘算,他对这笔钱也有所觊觎,他二人都是想假公谋私,只不过一个是民间,一个是官场,各有其套路。当然,他们并不是可以简单化归入所谓的反面人物,和小说中其他所有人物一样,作者没有轻易对其下道德评判,甚至,苟红伟的经历是很让人同情的,连同后来失手杀了人的苟昌盛,也是如此。

同样是村里有钱的成功者,吹唢呐的锁娃,他挣的钱就是凭他的真本事。他的吹唢呐技艺是祖传的,小说写到他的父亲得得当年就好吹唢呐,但没有遇上好时代,“出门一揽事就被老书记发现,不是扣工分,就是被批斗”。而到了锁娃这一代就幸运多了,他可以凭真本事光明正大地挣钱,他把全家人都培养训练成了乐手,成立了红白事乐队,全家齐上阵,各种乐器各司其职,“方圆十几个村的红白喜事全让他包揽了”,他当然就成了有钱人。他和他父亲,两代唢呐人的不同经历,从中可以看出乡村民间艺人在新旧两个时代的不同命运。小说中作者也没有过分美化这个“正面人物”,而是如生活本来面目般真实地写出锁娃这个凭本事挣钱的乡村成功者,在这次“接爷”中,为了点小事他也会发脾气,他也会收礼。在小说结尾时正月初五要“送爷”,他一家人全体乐队成员免费去“送爷”,让这个事有始有终,从这可见出锁娃的正直与义气,并不是眼里只有钱。

还没有等到正月初五把爷送走,故事已经从喜剧到闹剧,而后又出人意料地转入到了悲剧,大过年的,村里发生了人命案,警车呼啸而来。而失手杀人的,是村里老书记的孙子苟昌盛。故事的结局,用成贵老汉的话说就是:““红伟娃没了,国宝撤了,老书记孙子抓了,申老师孙子也基本上算离了,接爷又被上面定性为搞迷信。”而成贵老汉本人的个人感情问题得到了解决,这应该算这篇小说结尾时唯一的一个让人感觉到温暖的亮点。正月初五送爷,是这次“接爷”活动最后一个场景,也是小说的尾声。请神时人群浩浩荡荡,送神时人廖廖无几,其中除了成贵父子,还有申老师,即使他家庭有了不幸,他依然坚持送神,他心中自有自己的信奉与坚守。他毕竟是乡间的有知识的人,能说出儒家经典里的话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天助自助者,他有自己的信奉,他敬神,这和世俗欲望没有多少关系。送爷时只能用苟社教的小轿车了,当苟社教表示疑惑时,他父亲成贵老汉对此作了合理的解释后并说:“你的车在孔庄应该数一数二,用它送爷委屈不了爷,权当让爷开了一次洋荤。”老人的达观和风趣也是小说中悲剧中的一些喜剧因素。当把“爷”从台上抱下要放到汽车上时,这时小说写到一细节,锁娃的唢呐突然响了,他来了一曲庄严悲壮的唢呐独奏,感动得在场的苟社教流下泪来。这一曲高亢悲壮的唢呐独奏,为这一场以喜剧开头以悲剧结束的“接爷”活动,划上了一个悲壮而深沉悠远的句号。

过年,本来是一个欢乐的节日,却不幸发生了悲剧。这悲剧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小说结尾时写到成贵父子的两句对话,可以看作是这篇小说的点题之语,点睛之笔。苟社教感慨:“没想到接了个爷给村里招了这么大的禍。”而他父亲成贵说:“啥事都不是一天发生的,有个过程,不能把好赖事都往爷身上粘。”应该说,还是这个老人经多见广,有着乡村智慧,这智慧多来自于流传于乡间的中国传统文化。这里的爷,可以理解为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与寄托。有钱可以请神,但正如神不是万能的一样,钱也不是万能的。许多问题是积重难返的,至于这次活动被官方定性为“搞迷信”并没收全部“集资”,这是否有点简单化和粗暴了? 这值得讨论, 在中国民间最为隆重的节日里,搞一点民间集体文化民俗娱乐活动,这应该是正当的,不能因为有个别人的非法行为和个别的偶然人命案,就否定这一次“九龙文化艺术节”为“搞迷信”。而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明生活,这也是官方的责任。贫穷生盗窃,但是为了富裕,又急功近利地为了钱不择手段,牺牲传统文化,如此如此将会恶性循环。中国这近四十年来,以发展经济为中心,而近年来的快速城市化,而农村建设相对缓慢,所以相对显得衰败,被边缘化,被遗忘,精神文化生活滞后。中国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国家,有着久远的农业文明积淀和文化传统,乡村,是我们乡愁的寄托之所在,真的要如申老师所担心的“再这样下去,孔庄迟早会在地球上消失”吗?乡村的消失,必然导致蕴涵其间的传统文化的消失。当下我们国家加大农村建设,提倡保护环境,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口号。这些都是很让人欣慰的。其实,国民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无形的精神财富,以及对传统文化尊重的自觉意识,也都是需要保护的“环境”。

作家云岗作为一个城籍农裔作家,身上有着中国传统文人的忧国忧民情怀与乡愁。农村的老家就是他的乡愁,在一个个中国传统的具有亲情意味的节假里,回家是他化解乡愁的方式,了解农村老家的变化,为农村的前途而忧虑。这篇小说中的主人公苟社教,完全可以理解为就是作家本人的化身,通过苟社教的一次过年经历,集中地把他了解到的乡村现状如实地呈现出来。古人论词有以乐景写哀之说,这篇小说就是如此。这里的哀,既是小说中人物的悲剧,也是作家对乡村前途忧虑。他用一幅乡村社会生活的人物众生相与社会全景图,来表达他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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