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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中国故事 弘扬儒商情怀——读黄天顺的《三秦儒商》(高春民)

文章来源:陕西作家网发表时间:2018-01-09

  批评家李健吾曾直言,批评本身是一种追求真理的艺术,最好的批评是“不诽谤,不攻讦”,是在尊重作者的前提下,在遵从文本的基础上所作出的既不溢美,又不苛责的客观评价。存肯定之心,言不及之处,既是维护批评的尊严,又是对作者的尊重,对读者的负责,既不伤害文学,也不伤害自己。

  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倡弘扬传统文化,共筑“中国梦”,讲好“中国故事”的号召以来,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都在结合自身的地域特色,挖掘和弘扬传统文化的精髓,以文学艺术的形式为伟大的“中国梦”添砖增瓦。《三秦儒商》便是在党中央的号召下而创作出的一部弘扬传统文化精粹的文学成果。可以说,宣传秦商就是要弘扬秦商的“身在商贾,志在儒术”精神内涵和文化精髓,小说的创作动机和作品的主题意蕴无疑切合了时代的呼唤与社会文化的需求。

  《三秦儒商》以“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近乎实录的文学笔法,以传统章回体与现代小说相结合的叙事方式,以明清之际陕西商帮“四大家族”之一的泾阳社树姚氏家族在动荡岁月中的商海沉浮为主要叙事内容,全景式地展现了清末至20世纪70年代这近百年间的陕西秦商波诡云谲、跌宕起伏的历史画卷,彰显了陕西秦商厚重质朴的历史底蕴与“德信仁义”的精神内涵。从小说中的人物设置便可洞晓作者的良苦用心,如:姚崇信、姚崇德、姚崇贤;姚铭义、姚铭仁、姚存厚等人物姓名中体现的“德信贤、义仁厚”便是支撑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精髓,而小说也始终在围绕着这个核心主题展开叙事。从姚氏前辈的捐款助学、集资修庙、舍粮赈灾,到姚铭义的赈灾修渠、乐善好施、报效祖国,等等,都是在彰显充满着正能量的儒商行为与精神。

  从内容上讲,《三秦儒商》既是一部历史小说,又是一部家族史诗。小说采用社会历史与家族历史双线交叉的结构来勾勒叙事。小说中,不是人物与情境的矛盾冲突在牵引着文本的叙事逻辑,而是社会历史与家族历史这两条或明或暗、或实或虚的线索在架构着小说的文学书写。姚氏家族的兴衰变迁通过主人公姚铭义的青涩求学、勇担重任、反哺社会等清晰的文学事件绘声绘色地跃然纸上,而这些虚构的文学事件背后始终夹杂着清末民国时期真实的过往历史,以文学虚构来张显历史事实,反过来又以历史事实来映衬虚构的文学事件,使两者达到了高度的融合。作品巧妙地将姚氏家族几代人的商海荣辱悄然无息地溶入到清末、民国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事实中去,以社会历史的风云变幻为经,以家族的兴衰变迁为纬,将家族历史与社会历史高度融合,达到了文学虚构与历史真实的高度统一,展现了作者过人的文学构思才情与娴熟老道的文学驾驭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在创作中有意地赓续着明清历史演义和世情小说的叙事手法,承传着“有诗为证”的古典小说的优良传统,而这不仅要求作者有续接传统的自觉意识,更要具备较为渊深的古典文学修养与艺术才华。事实上,从小说所呈现出来的文字内容和艺术风貌来看,作者较好地完成章回体小说书写体例的内在要求。纵览作品,文本中大量人文景观的描绘,众多历史传奇故事的演绎,及作者自创的近40余首各种词牌的诗词,都在展示着作者精湛的状物铺叙能力、讲述故事的高超技巧及古典诗词的才性与才情。

  从文学表现手法来说,《三秦儒商》无疑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而现实主义文学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其核心,并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凝结作者对现实世界的种种看法。可惜的是,小说对主人公姚铭义的塑造不尽丰满与形象。在文本之中,姚铭义所处的现实环境可谓是丰富的、典型的,然而作品却没有利用丰富的环境与典型的情节对其进行充分的渲染与刻画。其实,小说也设置了典型的情节,如京城求学、智斗郭家父子、赈粮救灾等等,但对此的处理却过于简单,过于平面化。如姚铭义京城求学巧遇杜梅屏,这一情节的作用就是要表现姚铭义对情感的认知及为后文做伏笔,因而应该将其作为一个展现姚铭义丰富情感和鲜活本性的典型事件来深入经营。如书所言,姚铭义是一个有情怀有抱负的有志青年,他内心肩负着社会历史的使命,承担着家族兴衰的重任,但他也应该是一个有情感有想法的进步青年,以此逻辑他必然对爱情对婚姻有着强烈的自觉意识和自由追求,而这种意识与追求理应以惊心动魄的情感冲突及重笔浓墨的渲染予以呈现,此举不仅可增强文本的情感性,而且可塑造多面性的人物角色,丰富人物形象,但在文本叙事中,对姚铭义与杜梅屏之间的情感冲突这一典型情节的处理却略显平淡,不足以呈现这一典型情节在文本中所承担的价值和意义。

  自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实录手法被提出以来,从文学的角度而言,学界对这一手法始终褒贬不一。我们说,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其本质即在于它的虚构性、形象性、情感性等文学特性。我们不否认,文学在最大化地保持形象性、情感性的同时,还要尽量拿捏好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妥当处理虚与实之间的指涉内容,尽量通过文学书写来展现丰富而广阔的社会内容、映照众多而深邃的历史事实。其实,文学与现实、文学与历史之间关系拿捏的精准与否直接关涉着文学文本艺术价值的优劣,两者之间距离太近或太远对于文本本身而言都非好事。《三秦儒商》在处理文学与现实关系时遵循了“三七分”的原则,在行文过程中,甚至一些文学虚构的部分也是在征求姚家后人的意见后才入书成文的,这固然遵从了作者的创作初衷及文本的行文需要。然而,这种处理方式也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损伤着作品的文学性和艺术性,削弱着小说的艺术追求和审美价值。

  客观地说,《三秦儒商》是黄天顺先生一部呕心沥血的文学作品,无论是描写对象的选择、主题的定位,还是文本的构思、文学叙事技巧的运用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和出色的水平。当然,文本中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细节,而这些细节的存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文本价值意义的所在。我们常说,好的文学文本是开放性的,正是源于文本的开放性才有了与现实对话的可能,其艺术张力才有更大的施展空间和言说的必要。

  ( 高春民,1983出生,男,河南扶沟人,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文艺学与文学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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