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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陕西作家协会——在陕西作协六十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李 星)

文章来源:陕西作家网发表时间:2014-11-05

  省作家协会是我大学毕业后直到今天唯一的正式工作单位。省作协六十岁,我在作协工作了42年,——后九年虽然已退休,但仍然参与了省作协的一些文学评论工作,不仅被外界认为是省作协的人,我也把自己当作省作协的人,而且只要今后我还没有丧失文学阅读和写作能力,我的工作仍然与省作协有关,仍然是省作协的人。在纪念省作协成立60周年的时候,在表示衷心祝贺的同时,我更以一种别人可能不完全理解的心情,回忆四十年来我在省作协的点点滴滴,我的许多领导和文学前辈,比我大或比我小的文学同事,羞愧于我的幼稚和无知,自豪于我的成长和进步,想起我的错误与挫折。我的一切成长和进步,都离不开党所领导的这个群众性文学团体的滋润和培养,关怀和教育,我的内心充满了无比的感激。千言万语道不出我对它的感恩之情!

  我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从小家无片纸寸书,从小学高年级读了阮章兢的童话诗《金色的海螺》,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农民诗人王老九的《进北京》,就喜欢上了文学,并因此于1964年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文艺理论专业。毕业后在华阴21军农场劳动锻炼一年多以后,分配至省革委会文化局文艺组当了一名见习干部。1972年秋王汶石、鱼讯等从各自下放地调回西安,成立了包括原作协、剧协、美协、音协、剧工室干部的省文艺创作研究室。从第一次见到王汶石、杜鹏程、李若冰等文学偶像,我就坚决要求调出,并于1973年3月2日成功调到了由他们领导的研究室。本来我希望到正筹办的《陕西文艺》编辑部小说组工作,希望能够学习创作。副主编贺抒玉找我谈话说“评论组缺人,你又是文艺理论专业毕业,决定安排你到评论组上班”。我服从了并从此走上文学评论的不归路。

  在编辑部我是小字辈,毫无文学经验,评论组工作任务并不多,于是我登记过全编辑部每天大量的来稿,看过小说、诗歌、戏剧初稿,写了无数的“感谢赐稿······不拟采用,深致歉意,欢迎再联系”的退稿信,并同时包揽了下乡支农、会议记录、跑腿送信等工作。正是在这些杂乱无绪的文学“打杂”中,我进入了真正的文学,知道了选稿的基本标准,听到了柳青、柯仲平、王汶石、杜鹏程等文学前辈深入实际、勤奋创作的许多故事和文学见解,树立了一篇好作品首先要有真实生活体验,要表现出人民生活的质地的现实主义文学观。

  更幸运地是我文学工作不久,胡采同志就落实了政策,并担任了省作协的党组书记、主席,他参加过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文革”前全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写过许多脍炙人口的好评论文章,并写作了《从生活到艺术》的理论批评专著。复职并担任了领导工作的胡采主席,对于评论工作的重要性有着深刻而富有远见的使命和责任,并以一个评论工作者的身份,深入而具体的领导和参与了批判“四人帮”、拨乱反正,完整科学地恢复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省作协的一切理论研讨、作品评论、文学笔会,乃至重要稿件的审定修改工作。只要他坐在会上,总是一字不遗地听取每个与会者的发言,总是能提出一些根本性的文学问题,总是能把大家杂乱无章的发言,归纳出来,谈出自己的思考和认识。在会前,他总是嘱咐我做好记录,会后又要我们将会议观点、问题整理出来,作为纪要发表,对全省文艺创作进行指导。我和李国平,邢小利等评论组的编辑,写文章都是从作记录、写纪要开始。正是在这种严肃认真、深入细致的研讨会后,我写出了自己一生的第一篇理论批评文章,题目是《关于当前文学创作的几个问题》,不仅在《延河》杂志发表,还被《陕西日报》整版全文转载,署名为“《延河》月刊记者”。胡采同志不仅在事前帮我梳理了大纲,对稿子进行了修改,题目也是他亲自拟定的。长期住院的柳青多次与我谈过文学,王汶石帮我改过小说习作并在极左思潮背景下,教导我们这些年轻人“要有自己的信仰,不能人云亦云”,李若冰在全机关大会上第一次深情地肯定并表扬过我的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发言,使我这个有“北京红卫兵”底子的鲁莽农家娃令人刮目相看,并在“四人帮”刚刚粉碎的1976年12月9日加入了共产党,没有预备期。

  正是在省作协的工作中,我结识了当时还籍籍无名的陈忠实、贾平凹、路遥等文学青年,知道他们开始发表作品的过程,了解他们曲折的人生历程和艰苦的文学之路。我的第一篇正式的作家作品评论写的是对王汶石短篇小说思想和艺术成就的再认识。以它为开端,我开始了自己欲罢不能的以陕西作家作品为主要解剖、研究对象的文学评论写作。可以自豪地说,因为有知人论文的独特优势和对他们笔下的生活现实、时代氛围感同身受,并浸润于由柳青、胡采等营造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环境,我对忠实、平凹、路遥以及后来的叶广芩、红柯、高建群、冯积岐等人的主要作品发表的评论和研究,既不是人云亦云,本本主义,也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在全国文学大格局下,从他们全部的人格成长和文学的成长中,发现着他们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不敢说发人之未见,但却融铸着属于我自己的文学判断和阅读感动。

  我感恩作协,感恩当年和后来作协大院浓厚的文学氛围引领我进入了文学,感恩于几辈作家和编辑们对祖国文学事业无私的信仰和无比的忠诚,感恩于党和政府在庞大而重要的体制格局中所给予文学和作家的无比关怀和崇高地位,感恩于作协不仅给了我这个贫苦农民后代在城市生活的谋生之职,而且成就了我一生的事业。

  领导、同志们,文学界的朋友们!在这个杂乱无章的发言就要结束的时候,我愿以一个年过七十的老文学工作者的名义将自己近半个世纪的人生经验、文学体验说出来,以与年轻的文学事业的后来者交流,其实这也是平凹在《老生》后记中所说的“老生常谈”:一是我的座右铭:只问耕耘,莫问收获;二是我遍阅潮长潮落、上升与下降的文坛风雨的体会:心有多大,作品就有多大;人格境界有多高,文学就有多高。文学可以带来名利,但搞文学的人决不能急功近利;优秀的文学,不能单从写作技巧上求,而需要从作家的人格境界、胸怀视野上修炼,做人与作文,相得益彰,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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