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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门大学贾平凹荣誉博士颁授典礼暨贾平凹文学与文化世界研讨会上的演讲(李国平)

文章来源:陕西作家网发表时间:2017-03-28

  谢谢。我要恭贺贾平凹先生的澳门大学博士荣誉,贾老师是我们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因此,这一荣誉也是我们陕西文学的荣誉。时间珍贵,我表达几个意思。

一、新时期文学与贾平凹

  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时间并不遥远,内地有多种有关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研讨会或盘点,而且多以代表性作家、典型个案为话题切入点,例如,张炜与新时期文学三十年,我们《小说评论》也和贾平凹先生的家乡学校商洛学院共同举办了“贾平凹与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研讨会。贾平凹是与中国新时期文学共同成长起来的重要作家,新时期中国社会的重要思想思潮,都有他以内敛的、感性的文学方式作的回应,都有他以形象形态、命运方式表达的认知和态度。新时期文学的每一个思潮,每一个节点,都有他的身影。新时期文学,贾平凹具有标识意义。贾平凹这一代作家,在当代中国,具有文化标本意义。遭遇知识匮乏时代,遭遇极左思潮的伤害,经历另一个时代之大变局,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时代变局使他们获得了文学生命,打开了格局。若考量他们的身世、血统,非名门望族,乃草根、底层居多,乡村知识者的血液,如何吸收了现代思想营养,如何增长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气度,是一个超越出文学的话题。和五四一代相比较,贾平凹一代,更新或者丰富了百年以来中国文学的主体结构,借用我们杨义先生的话,改写或者重绘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地图。

  所谓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四十年,虽然具有丰富的内容,但它宏观的关联词,则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这一大背景。贾平凹一代,得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之滋养,他们的文学,又是这一时代命题的形象践行和展开。此一视角,虽然空疏,但评价贾平凹,不能少了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思想背景。

二、贾平凹的精神谱系

  如果感性地说,贾平凹是谦和的、低调的、甚至是孱弱的,但他的心灵是追求独立的,性格是倔强的,精神是桀傲不训的。这里有两个贾平凹,世俗贾平凹和精神贾平凹。证之于他的文学世界,他的创作呈现出来的往往是悲伤,是挽歌,是历史逻辑和美学逻辑、文学伦理的分裂或者对抗。

  贾平凹所生活的陕西关中大儒张载有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虽然贾平凹从不直接引征,但民本和天地思想,是贾平凹精神谱系最基础的部分。

  贾平凹的文学接受,五四是一个谱系,这里隐秘地铺垫着传统。但探究者少。从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狄更斯、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以降的西方文学,是一个谱系,也被忽视。这个谱系,以批判现实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为主,它的潜台词是启蒙和人文。贾平凹的文学,从形式层面,看似与西方叙事方式愈行愈远,但精神层面的影响始终存在。亦应超越文学影响,进入精神谱系层面考察。

  贾平凹文学谱系呈现多元状态。沈从文、孙犁、汪曾祺是一路考察;上古神话,魏晋志怪、明清世情是一个空间。具象的考辨无疑是一个理路,但实际上贾平凹的精神谱系有两个坐标:中和西。还是以贾平凹的表述为依据。他早期的《“卧虎”说》和《四十岁说》一直是他坚执的认知。“以中国传统美的表现手法,真实地表达现代人的生活和情绪”,“要作为一个好作家,就是要表达出自己对社会人生的一份态度,这个态度不仅是自己的,也表达了更多的人乃至人类的东西”。“这么多年,西方现代的东西对我影响很大,”“我主张在作品的境界内涵上一定要借鉴西方现代意识,而形式上要坚持民族的。”贾平凹曾谈过他对川端康成的认识:“川端正是深入地研究和掌握了日本民族的东西,又着眼考察和体验了当时的社会变革,因而他的作品初看是日本的,细看却是极现代的。”这是作家对作家的体悟。所以,贾平凹说,“近代中国史有一句著名的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进而发展在文学上只能借鉴西方写作技巧的说法,我觉得哪儿总有毛病发生。”所以贾平凹认为,工具理性应抵达价值理性。“达到人类相通的最高境界中去”。“越是民族越是世界的说法,关键在这个民族的是不是通往人类最后相通的境界中去”。贾平凹说:“现代人的现代意识,我一直理解的是,人类意识……就是像往常说的哪一种普世价值,咱不说普世价值,说作品的境界问题……作品的境界价值一定要现代。”仿佛自我印证或自我实现,从《废都》到《秦腔》到《古炉》等,贾平凹的文学表达和文学认知相互对应并相互支持。他以艺术认知为内容,表达以感性为主,实际上非知识谱系,文学谱系所能完全内括,呈现出开放的精神谱系特征。事实上不仅涉及中西,也涉及古今。

三、贾平凹研究的新命题

  最近一段,学术研究发生着微妙的转向,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文化提倡和几代学人的努力,学术累积、学术诉求呈交错、重叠状,近百年中国遭遇的命题,例如中西对撞,儒学的现代转换、传统的生命力又重新遭遇。这些,在贾平凹这里都能找到感性的感应或回应。贾平凹的文学探索,实际上超越了文体,叙事诸具像层面,若从文学层面讲,从林毓生《 中国意识的危机》《中国传统的现代转化》对思维方式和学术范式的影响,我们杨义先生、陈平原先生对中国古典文学叙事传统的研究,对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研究,几乎和林毓生们同时发生。近三十年来,中国传统叙事的现代转换在学术界的讨论此起彼伏,但似乎务虚居多,引入当代,似乎问题无法解决。在杨义先生、陈平原先生思考这一问题的八、九十年代,似乎在当代作家这里也不太容易找到讨论的对象。但现在创作实绩和文学研究是不是可以互相启动,对于贾平凹和贾平凹一代的研究应该进入一个文学整体观,大文学史观,应该置放于百年来的文化思想思潮这一广阔的思维中,开启新的思维,打开新的命题,展开新的维度和视野。

  我举一例,海外曾有“伟大的中国小说”这一命题,但这曾经是一个想象性的命题。内地有一位批评家在论述贾平凹的过程中又重提了这一命题,他并不把它看成一个论断,但是,他一定认为,“伟大的中国小说”这一命题,终于在贾平凹这里有了讨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而如果说伟大的中国小说,它一定具有民族性和世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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