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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离世一周年,还记得去年那场“钱杨之争”吗?

文章来源:凤凰文化发表时间:2017-05-26

  导语:一年前的今天,杨绛逝世。因生前模糊的生活八卦,引发互联网对名人光环下的道德争议。随着不同群体进入争议的话语,持续了半个多月的喧嚣最终由知识分子入场,话题中心也由杨绛和钱锺书转移到了知识分子的泛议题之上;不同政治色谱的知识分子,对于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有着不同话语表态,恰好对应了各自的政治阵营,也投射了现实环境下不同选择。一年过去后,重新审视这场因杨绛去世而引发的话题争论,在萧轶看来,名人去世是评论民主化的开端,而情绪化的道德审判是最具群众基础的舆论参与方式,这就必然引发相关的话语分岔,走向不同的话语议题;在最终收尾的话语争议中,围绕钱杨与时代之间的微妙关系,知识分子的话语开始转入“是否应该缺位”或“是否可以沉默”的议题,实际是关于知识分子的两大核心话题:“何谓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何为”;在某种程度上,这场争议也是知识分子的自我祛魅。

钱杨夫妇

  在中国,每当名人去世,媒体发布讣告不啻于丧葬政治学的实践活动。在注定政治正确的媒体讣告发布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大批量生产的悼念文章,无论是否存在交集,套交情、装弟子、称知己、封大师等遍地开花,用文字为名人入殓的写作行为,形成了情感共产主义的社会景观。即使是去世一周年之后,感激涕零的缅怀追念,在自我泪流满面之时,总不用太过于担心过分真诚而感动逝者的在天之灵,因为我们都是红旗下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仿佛没有一波文艺写手的入殓评论,逝者就无法入土为安。对于名人来说,席卷而来的评论才是丧葬入殓的开端。

媒体丧葬的例外生产

  随着纸媒的衰败和网媒的兴起,话语权的分权运动让入殓景观开始有所变化。由于网媒的书写民主化,文章发表的门槛形同虚设,传播方式的越发便捷,使得话语的垄断被打破。书写及其发表已非垄断性活动,任何一位键盘手都可以参与大众化书写,甚至无名写手比职业作家更加活跃。正是在这种去门槛化的话语分权之下,全民书写行为正在改造和形塑我们时代的舆论结构。在全民拥有批评权的时代,不似纸媒时代那般讲究“政治正确”,媒体丧葬景观开始出现“政治不正确”的搅局者,从而告别了“为逝者讳”的封冻局面。较为典型的事件,这两年就有汪国真逝世、杨绛逝世和陈映真逝世而引发的系列评论。

  不记得哪位法国文学评论家说的:文学家去世后,才是文学评论民主化的开端。网媒造就的无门槛写作与传播,注定了我们时代是个批评盛行的年代。任何社会议题都将在全民舆论的民主化参与中,不断延伸出新的议题,或者说视角的多元化让议题不断向外发散。一方面,全民舆论在斗嘴之中往往会因细枝末节而脱离原本议题;另一方面,又会因多元化的视野而不断在新议题下发掘议题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当然,更多的话题都无法正视问题的根源,仅仅在问题的周围打转,毕竟如此才能做到抽身而退和安全无虞。

  在吉登斯看来,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反思性,现代社会的风险之一也是反思性风险。随着反思性书写的不断累积,也使得社会问题不断水涨船高,反思性必然带来其他方面的反思,现代社会由此陷入反思性的无限增殖。几乎每每有名人去世,总不免引发一场祛魅运动;所有顶着光环的名人,在去世之时总不免多少引发“价值重估”的话语争论。由于文学家逝世后的评论“民主化”参与,我们也可以看到另一种现象:在作者生前,有部分人曾经是谀辞颂章不嫌少;在作者死后,那部分则檄文伐词不嫌多。毕竟,作者在生前尚有自我辩护的权利,而死后再怎么被人非议也没法开口说话了。这是中国特色的文学评论景观,真正应了“文学家去世后,才是文学评论民主化的开端”。只是,“民主化”需要加个双引号;就像今天是杨绛去世一周年之日,即使是当年参与过话题争议的媒体,最终也回归到了“认真地活着,优雅地老去”这类柔软甜蜜的鸡汤文章中去。

  相对于纸媒时代的写作门槛和出刊周期的限制,网媒传播的便捷性迅速地加剧了批评更新的速度。更是由于对点击率创收的诱惑,让批评议题向外发散的速度不断加剧,总在措手不及之时突然冒出,从而制造了爆款传播的社会景观,迅速打破了媒体讣告所书写的逝者形象,再而形成舆论的反转之势。同时,在10万+制造的流量诱惑下,会在全民舆论的混乱杀伐之下,不断被有意或无意地制造新的批评议题,形成议题的“溢出”现象。就像去年一样,因杨绛去世而延伸到对钱锺书学术价值的评议,再到钱杨在特殊年代的政治表现,都是议题的溢出现象。这种溢出现象,堪称“文学遗产的例外生产”。在杨绛去世后,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引爆网络的钱杨之争,并非在于他们夫妇的文学鉴赏之上,而在于由身世八卦引发的政治性批评。泛政治化时代的评论,非此现象反而让人看着不正常,毕竟审美需求早就被意识形态夺位,显得如此的不重要。

  不过,一切都似乎只是一时宣泄。去世一周年之际,重新回顾那些争议的话题,留下一地鸡毛的局面,似乎并未得到话语的解决,各自都不过是一时喧嚣。喧嚣过后,迅速遗忘。

例外生产的道德倾向

  批评媒体化的传播方式,与生俱来的批评自我更新,足以导致议题的变形记,批评主导的议题往往变成奇闻八卦引发的话题事件。在德国哲学家舍勒看来,现代性有一大明显特征,就是怨恨与不满的旁逸斜出,表达权利的民主化又助长着表达怨恨的权利,不断制造更多的怨恨。对于现存事物的不满,差异和比较的视角往往制造更多话题的溢出,然而人人都不愿承认其他差异的正当性,从而将他人的差异性话语视为错误,“舌头战争”随之成为我们时代的评论景观。

  在全民舆论的话语批评中,道德性批判话语是媒体时代大众最受欢迎的话语,也是大众最易使用的话语。在当年极左路线下,道德被政治化,一切道德问题都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也就成为最高的道德问题。尽管当下告别了极左路线,但思维尚未清淤除尽,道德问题变成了另一种政治化形式。在崇尚政治正确的时代,其他问题都得让位于政治化的道德问题,从而将一切议题引向了姿态性的立场宣示,在道德口号的呼喊下构建自我的话语权,从而遮蔽其他议题。尤其是对于曾经被道德高度绑架的国民而言,道德高压过后的环境松动,往往形成某种吊诡的现象:对自身而言,对道德的反感与反叛特别宽容;对他人而言,却又喜欢以道德姿态来杀伐对方,形成一种对自己高度宽容而对他人极度专制的话语方式。

  情绪化的道德审判是最具群众基础的舆论参与方式。道德训诫自古以来就是强大而有效的统驭技术,诚如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所论:“古之所谓国家者,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也。”自古至今,对于道德教化深入骨髓的国人来说,泛道德化的舆论批评是将话语斗争对象置于审判席时最有力度的讨伐方式。正如这些年的话语环境,一方面是媒体树立的道德模范,一方面是借助诸如嫖娼等道德性浓烈的议题对人进行污化。面对名人逝世之后的评论丧葬亦复如此,如同农耕时代最为热衷的捉奸话题,道德泼污从古至今都是最为热闹的舆论景观。杨绛去世后的第一波反转,就是微博疯转的“向丁关根告状”的版权公案上,虽然后来被验为子虚乌有;紧接着,就是钱锺书与林非之间的斗殴疑云……

  随着“告状疑云”和“斗殴疑云”的被证伪,舌头战争的武士们开始寻找新的枪支弹药。在第三波议题之中,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介入,议题着重于钱杨在政治中的“良知”问题。与其说是对钱杨良心的探讨,毋宁说是战争焦点的转移是现实问题的投射,也是话题参与者的自我反观,正应了钱锺书的戏谑之作《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里的话语:“现在是新传记文学的时代。为别人做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见,借别人为题目来发挥自己。……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而实际上,这篇文章的很多话语已经表露了钱锺书在“人鬼难分”年代的现实态度。

知识分子的自我祛魅

  如今重新审视由杨绛去世而引发的话题争论,在话语的转移路线上,前几波道德审判的话语批评,几乎很少看到知识分子的身影出现。在最后一波舆论景观里,几乎都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话语争夺,从国内到海外,甚至展开了话语拉锯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波议题并非由知识分子发起,而是由网民对钱杨在极端年代的政治表现所引发的,随后才有大批知识分子入场参战。这种前后秩序,与其说是评论的参与扩大化,毋宁说是民间舆论所投射的“历史照进现实”,使得焦虑的知识分子在时代的情绪中“挺身而出”。观点的差异往往由政治色谱和智识层次所决定,虽然在这个“沉默的权利”或“消极自由”的议题上至今没有达成一致,话语并非借助对话通往真理的道路,反而成为自我辩护的高调姿态。

  在泛政治化时代,任何社会问题都可以置于政治问题框架来阐述,当然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也算政治问题,就更能挑起不同政治色谱的知识分子兴奋参战。网民挑起的最后一波议题,是时代环境的投射与反应,也是对周遭环境的质问,钱杨不过恰如其分地成了话语载体。当太多本该言说的事务无法公开言说之时,全民批评时代的舆论话题就会不断借助其他议题,来表达这些本该言说而不可言说之事。如此为之,既能够轻易地将话题引入现实的逼问,也能够在安全无虞的议题包裹下,达到部分言说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波议题始终围绕着知识分子的几个关键元素,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两大核心问题:“何谓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何为”。围绕钱杨与时代之间的微妙关系,知识分子的话语开始转入“是否应该缺位”或“是否可以沉默”的议题之上,借助钱杨夫妇在时代漩涡中的进退问题,象征或比拟当下知识分子的参与问题或沉默问题。最后一波议题的话语争夺,几乎被知识分子的参战话语所笼罩,议题正中时代的阴霾。不同知识分子所生产的话语,恰恰对应了自身的政治色谱,辩论话语成为知识分子的自画像。

  如果将“知识分子”这个议题拉长来看,就会发现这次议题的喧嚣话语,几乎可以称之为“知识分子的自我祛魅”。从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的引入,到《南方人物周刊》的公开评选,公共知识分子就被中国社会赋予了强烈的期望,社会公众在焦虑的现实下,几乎将知识分子推向了神话叙事,曾被寄予的厚望如同紧箍在知识分子头顶的咒语。随之而来的微博时代,知识分子在微博广场的一言一语都直接进入社会公众的视野之内,微博话语的表达民主化又使得公共知识分子在谈论社会议题时,时刻遭遇民间话语的祛魅。而此次借由钱杨评议的舆论战争,使得知识分子这一叙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民间话语对钱杨的苛责到知识分子的入场,尤其是关于“沉默”的讨论,实现了知识分子对神话咒语的拆卸解除,从以前的社会定位到如今的自我定位,终于完成了“知识分子”叙事的自我祛魅。尽管,议题并未获得统一的定论。

  无论是对“消极自由”的否定,还是对“沉默权利”的肯定,轰炸视野的议题讨论最终不过一时喧嚣,最终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无论是他者对知识分子的被祛魅,还是知识分子本身的自我祛魅,民主化参与和无障碍围观不断冲击了知识分子的神话叙事。在神话叙事的坍圮废墟上,曾经被紧箍的神咒逐渐松动,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在现实环境的逼仄下,在知识分子本身的自我反叛和普通民众对知识分子的大众反叛的双重合力下,经由被赋予的清晰定义走向被祛魅的模糊形象,最终从圣人化回归了平凡化的道路之上。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杨绛去世后的一年里,似乎互联网再也没有生成类似的高度中心化的话语议题了,知识分子也逐步地走向了隐匿与沉默,似乎正在宣告着另一种事实的存在……

                (萧 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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