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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亨利贞:王阳明 (柏 峰)

文章来源:陕西作家网发表时间:2017-06-14

  还是在前些年的一个深秋,无意中得到一部早已惦念不已的《阳明先生集要》,上下两卷——王阳明是我国古典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和孔子、孟子、朱熹相并肩。他生于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学术颓败的明代中后期,试图力挽狂澜,拯救人心, 致力于“身心之学”,倡良知之教,修万物一体之仁。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等军功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封侯爵。

  于是,打点起精神,静下心来,点燃一支檀香,在袅袅升起的淡蓝色轻烟里,开始逐卷阅读《阳明先生集要》,边读边思,犹如春深时分的秦岭山脉,一路逶迤,鸟语花香,万紫千红……著作中的语言明白晓畅,接近于宋人的口语,却能把艰深的道理条分缕析讲得透彻,有的段落简直就是绝美而充满机趣的小品文,引人入胜,欲罢不能——阅读就在这样良好的心态下进行,而且,还不断扩充阅读的范围,涉及到王阳明传记和一些研究资料。一个愈来愈丰满生动的形象也随之在眼前树立起来了:这是一个满脸肃穆、庄严端庄而又雄才大略、善于经营天下身材清癯刚正的倔强的人,他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异常丰富的思想和精神资源!

  王阳明不甚注重著述,把自己全部心力投注到心学上——他不像朱熹那样刻苦写作,留下了巨量的文字著作,而是大力弘扬和倡导心学——也就是注重伦理道德,关注人的精神世界,这不但是王阳明哲学观点的显著特征,也是我国古典哲学的显著特征——也是区别于起源于古希腊努力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西方哲学主要标志——正当王阳明沉浸在构筑自己的心学哲学体系的时候,欧洲已经进入到文艺复兴时代,已经可以遥遥地看到地平线上新的世界初升的灿烂阳光,而这初升的灿烂阳光以理性为内质,不可遏制地焕发出无限生机——世界沿着科学、民主的大路从一个落后的社会形态走向一个先进的社会形态……不可否认的是,不曾以贯注着理性精神内质的哲学为旗帜,而是强调走向精神内部世界的哲学,其前进的脚步注定是缓慢而凝滞的——如果说要从哲学与精神的层面分析近代我国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也许其实质就在这里。

 一、早慧

  王阳明是一个早慧的孩子,而天地孕育的慧根或许还当鸿蒙混沌一片的时候,就已经悄悄地植根于杰出人物的心灵里,并且成为其异秉而显露出来——据说,王阳明出生前夕,其祖母梦见有人从云中送子来,梦醒时王阳明刚好出生,祖父便为他起名叫王云,乡中人亦称其降生处为瑞云楼。然而,他到了五岁还不会说话,一天一位高僧经过,抚摸他的头说:“好个孩儿,可惜道破”——意指他的名字“云”道破了他出生的秘密,祖父恍然醒悟,遂更其名为守仁。

  10岁时,其父亲王华中了状元,王阳明随父赴京。路过金山寺时,父亲与诗友聚会,有人提议以金山寺为题吟诗,于是,大家一齐响应分头写诗。正当大家还在苦思冥想,王阳明却已成篇,当众献诗:“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萧吹彻洞龙眠。”——吟罢,徐徐退下,四座无不惊叹,又让其做一首赋蔽月山房诗,王阳明随口诵出:“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这意思是看事物的角度不同,看出来的东西也不一样。此诗,与大诗人苏轼著名的《题西林壁》所表达的理趣何其相似乃尔!

  在京师念书时,有一天,他问塾师“何谓第一等事?”老师说“只有读书获取科举名第”,是“第一等事”。而他则不认同,说:“第一等事恐怕不是读书登第,应该是读书学做圣贤”——“学做圣贤”这就是王阳明认定的人生价值和意义!

  尽管王阳明从小立志为“圣贤”,但却不是少年老成,一脸木然,只知面壁读经的颜回式的学生,而是聪颖而有心计,冯梦龙的《智囊全集》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王守仁王阳明年十二,继母待之不慈。父官京师,公度不能免。以母信佛,乃夜潜起,

  列五托子①于室门。母晨兴,见而心悸。他日复如之,母愈骇,然犹不悛也。公乃于郊外

  访射鸟者,得一异形鸟,生置母衾内,母整衾,见怪鸟飞去。大惧,召巫媪问之。公怀金赂

  媪,诈言:“王状元前室责母虐其遗婴,今诉于天,遣阴兵收汝魂魄,衾中之鸟是也。”后母

  大恸,叩头谢不敢,公亦泣拜良久。巫故作恨恨,乃蹶然苏。自是母性骤改。

  由此可见,少年王阳明志向远大坚定,聪颖早慧,刻苦读书,才华横溢,又不乏机智,真是应了“天生德于予”,再待后天艰苦的磨练,必将成为一代英雄圣人呵!

 二、得遇良师     

  人之一生,最为重要的是得遇良师——若是得遇良师,便可省却许多人生周折,电火灵光,霎那间点亮了前进的灯,此后一心向着既定的人生目标锲而不舍攀援,无悔无怨,终有结果出来——王阳明此生有幸,在他18岁携夫人从江西归越途中,专程至广信上饶向理学家娄一斋先生虔诚问学。娄一斋并非等闲,清代著名学者黄宗羲在《明儒学案》有专章叙述,说他“以著书造就后学为事”,其著作有:《日录》40卷,《三礼订讹》40卷,从学者很多——自然,王阳明虔诚向他求学,诲人不倦的名师娄一斋给王阳明讲了宋儒格物之学和“圣人必可学而至”义理,一语中的,如似明月出山,消除掉缠绕在王阳明心头的团团疑云,从此,王阳明人生道路为之转折,切实踏上通过自己的学习习修的道路而走向“圣贤”。

 三、悟道龙场

  1499年,也就是明弘治十二年,王阳明考取进士,授兵部主事。1506年,正德元年这年,发生了一场大事件:南京科道官戴铣、薄彦徽等人因谏争而被逮系诏狱——其时,正是宦官刘瑾当权,朝政一片黑暗,这场斗争显然是剑指刘瑾,结果被人家轻轻拿下,一向耿直不阿的王阳明看不下去了,于是抗疏相救,结果亦下诏狱,“已而廷杖四十,既绝复甦。寻谪贵州龙场驿驿丞”——下狱倒使得王阳明声誉大震,不过,令人十分难堪的是当众挨了“四十”,王阳明被打得死去活来,最后贬往龙场。刘瑾不会善罢甘休,他派出精干的心腹,企图在路上设计谋杀王阳明,但未能得逞。

  龙场地处贵州西北部的边远地区,“连峰际天,飞鸟不通”,一派荒凉,据《年谱》记载:

  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中,蛇虺魍魉,虫毒瘴疠,与居夷人鴂舌难语,可通语者,

  皆中土亡命。旧无居,始教之范土架屋以居。

  王阳明“自计得失荣辱皆得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墎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然,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一梦启发了王阳明,使他深深悟出了“心即理”的学说,此谓“龙场悟道”——这是王阳明学术生涯与生命历程的转折点,他由“心即理”继而推衍出“致良知”与“知行合一”,奠定了他思想体系的基础。大彻大悟,使他以往的困惑苦闷的心情,完全烟消雾散,一切矛盾蔽障,也都雪释冰消,情动于中,不仅吟道:

  大道即人心,万古未尝改。

  长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

  谬矣三十年,于今吾自悔。

  由于精神的超脱,王阳明的心情逐渐坦然了,对流放荒野的生活也逐渐习以为常了,时常种植些花草,闲来鸣琴读书,心胸淡泊,一静如水。谪居3年的艰苦生活,固然是人生的一大困厄与不幸,但相反的是,这3年岁月,却正是他思想学问上最为宝贵的转机:他超脱了一切心灵的蔽障,彻悟了格物致知的真旨,确立了知行合一的学理,磨练出了坚强无畏的品质。他于7年后对这次颇有传奇色彩的悟道过程叙述说:

  守仁早岁业举,溺志词章之习,既乃稍知从事正学,而苦于众说之纷扰疲苶,茫无可入,

  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然于孔子之教,间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

  往缺漏无归;依违往返,且信且疑。其后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体验

  探求,再更寒暑,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

  ——通过龙场悟道,不仅忧谗畏讥的悲愤凄凉的心态得到了改变,更重要的是生命质量得到了根本性的提升,其学术还是生活都具有了全新的意义。王阳明在其《玩易窝记》中形象地描绘了这一过程:

  阳明子之居夷也,穴山麓之窝而读《易》其间。始其未得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函

  六合,入无微,茫乎其无所措,孓然其若株。其或得之也,沛兮其若决,联兮其若彻,菹淤出焉,

  精华入焉,如有相者而莫知其所以然。其得而玩之也,优然其休焉,充然其喜焉,油然其春生焉;

  精粗一,外内翕,视险若夷,而不知其夷之为厄也。

  他还说:

  居夷三载,见得圣人之学,若是其简易广大,始自叹悔错用了三十年之力。

  龙场3年痛苦的磨练,与痛苦中对真理的觉悟,对他一生的成就,有着极其深切的影响。假如,没有刘瑾的迫害,没有在龙场这个严酷的生存环境里生活,而是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委曲求全消除个性追逐权门,那么,这个世界上只会多一个平庸的官吏,却没有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横空出世——再说,“皎皎者易污,峣峣者易折”,刘瑾的下场并不美好。

四、建功立业

  1516年,王阳明已经45岁了,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他的人生开始步入辉煌,一直到离开人世,这十余年间,先后建立了三大事功。这三大事功,都是军功。其一,巡抚南赣、汀州、漳州一带,两年之内,剿清了东南4省边境数十年来扰民的顽寇;其次,在1519年,平定了宁王王宸濠的叛乱,使得东南半壁江山免于涂炭。其三,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中,又征服了广西思恩、田州的土酋之乱,为国家安定了边陲的局势,开拓了西南的疆域。

  王阳明一生最大的军功,是平定南昌的宁王朱宸濠之乱。全面平息宁王之乱前后只用了三十五天时间,因此而获“大明军神”之称。有一个小故事,可以表现王阳明用兵之神:

  王文成与宁王战,尚锐。值风不便,我兵少挫。急令斩取先却者头,知府伍文定

  等立于铳炮之间,方奋督各兵殊死抵战。贼兵忽见一大牌,书“宁王已擒,我军毋得纵杀”。

  一时惊扰,遂大溃。次日,贼兵既穷促,宸濠思欲潜遁,见一渔船隐在芦苇之中,宸濠大声

  叫渡,渔船移棹请渡,竟送中军,诸将尚未知也,其神运每如此。

  王阳明用兵之神,更加衬托了宁王之蠢,不能成事是意料之中的。宁王兵败被执,见到王阳明,居然呼道:“王先生,我欲尽削护卫降为庶民,可乎?”王阳明答:“有国法在。”——但是,切记,王阳明既有刚正不阿的一面,也有审时度势、深谋远虑,做事善于埋藏伏笔和善于筹划将来以期保全自身。冯梦龙《智囊》叙述道:

  宁藩既获,圣驾忽复巡游,群奸意叵测,阳明甚忧之。适二中贵至浙省,阳明张

  宴于镇海楼。酒半,屏人去梯,出书简二箧示之,皆此辈交通逆藩之迹也,尽数与之。

  二中贵感谢不已。阳明之终免于祸,多得二中贵从中维护之力。脱此时阳明挟以相制,

  则仇隙深而祸未已矣。

  ——这个故事体现了王阳明的通情达理、仁恕宽容和通权达变,不开罪于小人——须知,我国历史上一些“惊天地、泣鬼神”功勋卓著的人物,他们没有在战场上倒下,却被小人的明枪暗箭折了性命甚至祸及子孙——专制制度极权政治是产生小人的土壤,也是小人横行霸道的市场,真是惊叹王阳明,他趁机“保护”了“二中贵”,因为深知“二中贵”在政治生活中的能量——破坏国家社稷的能量,而要为国家社稷做点事情嘎嘎其难哉!不出所料,就在王阳明平定了宁王之乱这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之后,又一次经受了权奸的讥馋毁谤,他只能忍辱含垢,处身危疑震撼之中,正如暴风雨的袭击,使他更加真切地体认:良知真足以忘却患难,超出生死。良知是大道德,也是大智慧,是德智的高度统一。真可谓智勇足以克敌,明哲足以保身。以德服人,包括以力,但更重要的是以理、以礼、以情,王阳明对“二中贵”,就是以情服之、感之。当然,这个情,并不违理。江彬等人忌妒王阳明的功劳,散布留言说,王阳明开始是朱宸濠同谋,在知道皇上要征讨后,才擒拿宁王朱宸濠以洗脱罪名。江彬等人还想要一并擒拿了王阳明以作为自己的功劳——面对这样严峻的现实,王阳明感到万分棘手。武宗此前曾从南京派来杭州一位太监张永,王阳明知其是忠心体国之人,便与他合计如何应对此事。张永说,顺着皇上的意思,让皇上获得擒拿宁王的威名,才有挽回此事于万一的可能;否则,若是逆着皇上的意思来,只能白白地激起小人们的怒气,毫无裨益。王阳明于是将宁王交给张永带给驻跸南京的武宗,以阻止武宗到江西去上演这幕活剧,并重新递上捷报,将擒拿宁王的功劳全部归了总督军门,然后称病躲到了净慈寺中。张永回到南京,在武宗面前极力称赞王阳明忠心,并告诉武宗王阳明让功以避祸的意图。武宗皇帝这才醒悟过来,王阳明因此而免祸。

  以此,王阳明开始用“致良知”,来指点世人,企图匡扶世风——可见,这“致良知”是王阳明历经危难,从百死千劫中验证、锻炼出来的真学问真理念!

五、功德圆满

  王阳明因平定“宸濠之乱”和江西、贵州、广西等地的匪乱,拜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不久辞官回乡讲学,在绍兴、余姚一带创建书院,宣讲良知学。1527年,嘉靖六年,复被派总督两广军事,后因肺病和其他疾病,上疏乞归,1529年1月9日,病逝于江西南安的舟中——南赣本是他开始建功立业地方,而今又不意在这里结束了他充满忧患的一生。

  临终之际,身边学生问他有何遗言,他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王阳明溘然而逝,各地门人纷纷前来奔丧,灵柩北返,沿途士民缟素迎丧,祭奠于道旁,痛哭哀泣……后安葬余姚,坟茔在距城30里地的洪溪。

  王阳明离世之后,由门人辑成《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其中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是《传习录》和《大学问》——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王阳明是屈指可数的几位既有“立德”、“立言”,又有“立功”的人,其德行、事功,至今仍受到读书人的敬仰,可见其巨大之人格魅力——王阳明与陆九渊统称为陆王心学。《明史》评价他:“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他的学说深深影响了明代中晚期以至后世。之后,王阳明开创的心学流派一分为七,但“王学’到了清代就落没了,有人将明朝的没落归到王阳明的“心学”上——认为“王学”属于游谈无根之学,误国误民。 后来,“王学”对东南亚几个国家的思想界影响极大,日本学者东乡平八郎一生研习王阳明且深有感悟,云:“一生俯首拜阳明”——王阳明的学说逐渐在世界哲学和思想界产生影响,且持久而深远……

六、心学渊源

  王阳明全部的学说的根本,在于直接从人的本心上用功夫,所以,称为心学。宋代哲学家陆象山主张:圣贤之学就在直指本心,而摒弃训诂词章等支离小道,宣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他把整个宇宙真理,纳入了人心之中;以为宇宙有永恒不变的真理,这真理就在我们的本心,而这个不变的心,就是沟通宇宙和自己的桥梁,且四海之内,千百世以下,莫不心同理同。而王阳明也认为心就是理,主张“心外无理,心外无事”,这一点和陆象山大致相同——于是,人们以为王阳明承接了陆象山的余绪,且有所推衍发扬,并称他们为“陆王”。

  我国古代最早论及心之概念,是《尚书》。在《大禹谟》里有这样的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个字,据说是尧、舜、禹相传的心法。不过,古文《尚书》,清代有人考证是后人的伪作,所以,此说只能聊备一格。

  孟子是我国最早涉及到论述心的哲学家,而提出心的却是他的老师孔子。孔子在赞美颜回时说:“其心三月不违仁”。孟子具体阐述道:“仁,人心也”,又说:“仁义礼智根于心”,还说“其无仁义之心哉?”——这些,都是从义理论心。他主张性善,这是他论心的重点。认为,人心都有善端,也就是人心自然倾向于善,人心对于一切善具有良知良能,人应该从心上下功夫,以克制情欲、培养善端,然后才能增进德行而进入圣贤的境界。王阳明的心学,应该是孔子、孟子关于心的论述的承继。他曾经说过孔孟的学说,就像日月的光辉,如果撇开孔孟而求其他学说则等于舍弃日月的灿烂,而希冀萤火虫的微光般荒谬可笑!

  陆象山在心学上所建立的基础,是后来心学的先导。“陆王”是一脉相承,接续孔孟儒家学说。王阳明的心学有三大纲领: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

七、心即理

  心即理, 是王阳明心学的逻辑起点。可以这样说,心即理 既是他的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他的宇宙观。这里所谓心,同朱熹一样,不是单指物质器官,而且指主体精神。他特别强调,不能把心理解为一团血肉,他说: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也。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视听言动?心欲视听言动,无耳目四肢亦不能。故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但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身之主宰便是心 与程、朱的说法类似。但程、朱所说的心主要指腔子里的血肉之物,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而在王阳明的理解中,心已不是物质的存在,而是人的主体精神,它可以主宰人身,化生万物。

  在王阳明看来,人心不仅是人身的主宰,而且也是天地、鬼神、万物的主宰。他说: 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 , 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 最能代表王阳明这个观点的,是《传习录》中的一段有名的师徒问答:

  请问。先生曰: 你看这个天地中间,什么是天地的心?

  对曰: 尝闻人是天地的心。

  曰: 人又甚么教做心?

  对曰: 只是一个灵明。 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

  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它高?地没

  有我的灵明,谁去俯它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它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

  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

  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

  又问: 天地鬼神万物千古见在,何没了我的灵明,便俱无了?

  曰: 今看死的人,他这些精灵游散了,他的天地万物尚在何处? 

  ——由此来看,特别强调人的认识主体的作用。人的认识主体是一切外物存在意义的参照,有了人的认识主体,万物的存在才发生意义。天高地深无不是因为人去认识它,它才有特性。在这里,王阳明是把人的主体认识与万事万物放在同一对关系范畴中去阐述人之心的主宰作用的。离开了人的认识、人的感觉和思维,就不可能对万事万物作出判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阳明提出心即理的思想。他说: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这个便是性,便是天理。有这个性,才能生这样之生理,便谓之仁。这性之生理发在目便会视,发在耳便会听,发在口便会言,发在四肢便会动。都只是那天理发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谓之心——心是人的认识功能乃至某种主体精神,就心对万事万物价值的把握来说,心就是性,就是天理,就是天地万物的本体。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个,更有何可思虑。这样一来,王阳明既把心变成了精神本体,同时也变成了宇宙的最高本体。他把心的功能作用推向了极致。他认为: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

  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王阳明的心本体论有两层涵义,即是指心的本来状态,同时又有本原之意,但主要是后一层涵义。因此,心即理应更深一步地理解为:心之本体即天理.这是从朱熹思想中发展来的。但是,朱熹把心分为体用,又以体用为二;而王守仁则把体用统一起来,这样,即可以心理合一,又可以心物合一,这是对朱熹心本体论的真正完成,也是对朱熹理学思想矛盾的彻底克服。就朱熹来说,他的理本论与心本论是分离的,这在王守仁却是统一的,即统一于心。认为朱熹所说的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是有矛盾的。他说:心即性,性即理。下一“与”字,恐未免为二。王阳明认为,心、性、理本来是一个东西,不能离心而言性,亦不能离心而言理。心之本体原自不动,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元不动,理元不动。从心之本体即天理的观点出发,他又引申出心外无事和心外无理两个结论。他认为,既然心之本体就是理,心外还有什么理?既然 体用一源 ,理气不可离,心外还有什么物?关于理气不可离,王阳明这样说: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气言。理者气之条理,气者理之运用。

  王阳明心即理的本体思想,理有其特定的含义和现实的目的。无论他说理或言吾心良知之天理,都是指的封建道德律。他将礼等同于理:礼字即理字。理之发现,可见者谓之文,文之既微不可见者谓之理。只是一物——这里所说的礼是指伦理道德规范,亦即仁义礼智信;而理则是仁义礼智信的自然条理。王阳明认为, 良知上自然的条理不可逾越,此便谓之义;顺这个条理,便谓之礼;知此条理,便谓之智;终始是这条理,便谓之信。在将理与礼沟通之后,王守仁又进一步提出了天理说: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其浑然全体之中,而条理节目森然毕具,是故谓之天理。天理之条理谓之礼。是礼也,其发见于外,则有五常百行、酬酢变化、语默动静、升降周旋、隆杀原薄之属,宣之于言而成章,措之于为而成行,书之于册而成训,炳然尉然,其条理节目之繁,至于不可穷诘……  

  王阳明认为只有一个心,只有一个理,心即性,性即理。除此以外,别无所谓心,别无所谓理。在这个前提下,他说: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谓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语若分析而意实得之。今曰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理为主,人欲又从而听命者?他认为朱熹把人心与道心看作体用关系是不正确的。在他看来,道心或本体之心是 至善 的,道心无人伪之杂,出于天理之公,而一旦杂以人伪,便是人心,而人心就是人欲,是同天理绝对不相容的。因此,人心不是本心,道心与人欲之心不能是体用关系。在将心的本体与性统一之后,王阳明又为性做了道德上的定位,他认为性是至善的。 至善者性也,性之本体无一毫之恶。至善者心之本体也,心之本体那有不善!这样一来,王阳明通过心之本体等于性,性为至善的思想逻辑,就将先验的道德理念安置在人心之中,从而完成了从本体论到人性论的理论过程。在人性问题上,他很重视善恶之分,既然仁义礼智信就是本体,就是至善,那么恶从何来?善的过就是恶。他说:至善者心之本体,本体上才过当些子,便是恶了。不是有一个善,却又有一个恶来相对的。故善恶只是一物。善与恶都源于人的心,是天理与人欲的关系。

  总之,王阳明所说的“心”,就是孟子的本心,也就是朱熹的天心与道心;“理”就是我们的心去应接事物的道理,也就是天理。这天理由天心而发,所以天理就在我们心中。只要此心不被私欲遮蔽,就充满了天理,不须由外边增添一分,也绝不外求于他事他物。“心即理”等于说“良知就是天理”,这是他的心学哲学的本体论,由此得出“致良知”说。他在《答顾东桥书》里说:

  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

  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

  一者也。

  王阳明这一段话,便是“心即理”的自我阐释,至于基于这个基本阐释之上的推衍和展开,那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八、致良知

  良知这个概念,始于孟子,但王阳明的良知与孟子的良知有所不同。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孟子的良知指一种天赋本能,包括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但不是指生命中最根本的“东西”,不是指生命本性。它仍属于本性之作用。比《中庸》中“诚”之概念仍低一些。在孟子那里,良知为人所独具,禽兽是没有的;在王阳明那里,良知为宇宙万物所共有。他说:

  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

  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

  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

  人与禽兽本性无异,人与草木瓦石本体共同。不过,草木瓦石因无生命,在这一期宇宙中,其良知当无显发的可能;禽兽有生命但肌体粗陋,良知显发程度有限,升不上来。就本体本性而言,它们的良知就象一个没有机会取用的存折,其巨额财富属于“原则上、理论上的存在”。故也可以说,只有人类才有良知。王阳明又说:

  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没有我的灵明,

  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

  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

  这显然是从本性、本体的层面论良知的。孟子良知和王阳明的良知相通,有很多共同点,差别也是很明显的,当然不是境界问题,而是定义不同。从孟子“形色即天性”、“尽性即知天”、“上下与天地同流”等言可知,对于万物一体之真理,孟子与王阳明一样都是证悟到了的。王阳明的良知,相当于孟子的“性”和“天”和《中庸》的诚。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明言“诚“为天道,便是本体。人人习性不同如同其面,本性则相同相通人人平等,士农工商,良知无异,士农工商都可以成德成圣。王阳明说:

  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

  则亦可为圣人。”

  又说:

  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

  ——因此,王阳明提出“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的观点,把传统观念中一直被视作“贱业”的工商摆到与士同等的水平。王阳明《传习录拾遗》说:“虽经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此说被称为“新四民论”。王阳明晚年所写的《咏良知四首示诸生》,集中表达了自己对于良知的见解:

其一:

  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

  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其二:

  问君何事日憧憧?烦恼场中错用功。

  莫道圣门无口诀,良知二字是参同。

其三:

  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

  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

其四:

  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

  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

  以上这4首诗里,王阳明对良知奥秘形象地作出了揭示和体认。

九、知行合一

  1508年,即武宗正德三年,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说。所谓 “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因此,知行关系,也就是指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实践的关系,也包括一些思想意念和实际行动的关系。  

  1.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王阳明认为知行是一回事,不能分为“两截”——“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从道德教育上看,他极力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突出地把一切道德归之于个体的自觉行动,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从道德教育上看,道德意识离不开道德行为,道德行为也离不开道德意识。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不能算真知。道德认识和道德意识必然表现为道德行为,如果不去行动,不能算是真知。王守仁认为:良知,无不行,而自觉的行,也就是知。这无疑是有其深刻之处的。

  2.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王阳明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意思是说,道德是人行为的指导思想,按照道德的要求去行动是达到“良知”的工夫。在道德指导下产生的意念活动是行为的开始,符合道德规范要求的行为是 “良知”的完成。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既针对朱熹,也不同于陆九渊。朱陆都主张知先行后,可是,王阳明却反对将知行分作两截,主张求理于吾心。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知行是一个功夫的两面,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不能分离,也没有先后。与行相分离的知,不是真知,而是妄想;与知相分离的行,不是笃行,而是冥行。他提出知行合一,一方面强调道德意识的自觉性,要求人在内在精神上下功夫;另一方面也重视道德的实践性,指出人要在事上磨练,要言行一致,表里一致。但他强调意识作用的结果,认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混淆了意识活动同实践活动的界限。他提倡知行合一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克服“一念不善”,这是他的“立言宗旨”。

  知行合一说主要是一种讲内心“省察克治’的道德修养学说。他所谓不曾被私意隔断的知行本体,就是指”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的良知,认为“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就是行。他的“致良知”即知行合一,就是“去恶为善”、“去人欲,存天理”的工夫。他强调:“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主要针对朱学而发,与朱熹的思想对立。反对程朱理学“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的知先行后说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重知轻行、“徒悬空口耳讲说”的学风。程朱理学包括陆九渊都主张“知先行后”,将知行割裂开来,认为必先了解知然后才能实践行。而他则提倡知行合一正是为了补救朱学之偏。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深化了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和实践性的关系,克服了朱熹提出的知先行后的弊病,但是同时也抹去了朱熹知行说中的知识论成分。其观点虽然有利于道德修养,但忽略了客观知识的学习,这就造就了以后的王学弟子任性废学的弊病。

  王阳明这样用意念代替“行”合理的方面,要人们树立一种信念,在刚开始意念活动时句依照“善”的原则去做,将不善和恶消灭在刚刚萌发的时候,这也叫“知行合一”。另外,王阳明还提出许多值得借鉴的学习方法,如:第一,立志、勤学、改过、责善。他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衡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而且立志可以促使勤学,“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改过”是指自己,“责善”是劝别人改过,这些对深入认识知行合一说是很有帮助。

十、四句教

  王阳明用四句话概括其为学宗旨:“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就是著名的四句教——这四句话的意思是:心的本体晶莹纯洁、无善无恶;但意念一经产生,善恶也随之而来;能区分何为善、何为恶这种能力,就是孟子所说的“良知”;而儒学理论的重点之一就是——格物,在这里就是“为善去恶”。这真是画龙点睛,简易直接,不偏有,不著空,直趋中道——这是王阳明哲学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凝练总结。

  心体活泼自由,并不执着于具体善恶观念,不执着于善的作用形式。因为世俗善恶观念及善的作用形式会因时因地因群体而异,而心体先天至善之性却是永恒的。

  心体无善无恶,一“动”起来,即作用起来,就会“有善有恶”,发为善念善行或恶念恶行,就有了价值取向,各种善恶心念与行为形成习性。善习的作用是正面的、善的,恶习的作用是负面的,非正常的。 

  格物就是致良知的功夫。王阳明早期尊崇程朱理学,他的格竹行为,是为了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不料格了七天七夜,什么也没发现,人却因此病倒,从此对“格物”学说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于是,王阳明开始反对程颐朱熹从事事物物中求理的“格物致知”方法,认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从自己内心去求理,认为“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他赞成陆九渊“心即理”说,认为格物的下手处,就是体认本心,不消外求。不过,王阳明并不完全认同陆九渊,说:陆象山之学“其学问思辨,致知格物之语,亦未免沿袭之累”。王阳明的格物重点在于“致良知”,在于“知行合一”。“良知”是“知”,“致”是推致、是行。“致良知”即内含着“知行合一”的意义。作为一种认识论,知行观在中国哲学史上出现甚早,《尚书·说命中》里就有“知之非艰,行之唯艰”的话。古代知行观,自春秋至唐,均以《左传》所倡知易行难为主。到了程朱,则认为“知”与“行”之间,“知”逻辑在先,处于更重要的优先的地位。可以概括为:知高于行、知先行后或知本行末。如程颐的观点:

  君子以识为本,行次焉。今有人,力能行之,而识不足以知之,则有异端

  之惑,将流荡而不知反,好恶失其宜,是非乱其真,虽有尾生之信,曾子之

  孝,吾弗贵也。

  须是识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须得光照。

  譬如人欲往京师,必知是出那门,行那路,然后可往;如不知,虽有欲行

  之心,其将何之?

  朱熹继承了二程观点,认为知先行后:

  义理不明,如何践履?

  知与行功夫须并列……然又须先知得方行得,所以《大学》先说‘致知’,

  《中庸》说‘知’先于‘仁’、‘勇’,而孔子先说‘知及之’。

  穷理既明,则理之所在,动必由之。无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浅近

  之见谓之不可行耳。……理之所在,即是中道。惟穷之不深,则无所准则,而有

  过不及之患,未有穷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

  ——程朱倡知先行后说,虽认为知行有先后轻重之分别,但两者不可分割、不可偏废。先知并非达到“知至才去力行’,而是主张在具体实践中”知行互发”,其实属于知行不二论:

  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

  王阳明在知行不二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出了“知行合一”说,知必能行,行必有知。他说: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

  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

  弟,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以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

  的话,便可称为知孝知弟。

  还说:

  一念发动处即是行。

  ——王阳明反对朱熹的“先知后行”之说,认为朱熹“先知后行”有分裂知行之嫌——这是王阳明的误会。两人的知行观及其学说并没有原则性的矛盾。黄宗羲评价朱熹、陆九渊时说过:“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其子黄百家也说:“二先生之立教不同,然如诏入室者,虽东西异户,乃至户中,则一也。”这些话用于朱熹与王阳明同样合适。

十一、王阳明学说的影响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记载,王阳明之后,他的学说计有浙中、江有、南中、楚中、北方、粤闽、泰州等七个学案。其他受王学影响,并以其为宗者也不在少数。

  受王阳明直接影响形成的浙中学派,其主要弟子有王畿、钱德洪,以及徐爱等。徐爱是王阳明的妹夫,也是王阳明最早的及门弟子。他初闻王学,以为和先儒的传统解说有出入,惊异不定,觉得无从下手。既而深入进去,并反身实践,始信王学为孔门之嫡传,由是而成为笃信王学之第一人。王阳明也称他为自已门下之颜渊。他在王学门下的实际地位,也确实有与颜渊相似之处,一是他去世较早,未及得闻王阳明的致良知之说;二是他笃信实践,虽得王学之真,但在理论上却极少发明。他曾根据王阳明讲解《大学》的基本宗旨,编成王阳明最主要的著作《传习录》。徐爱为学的特点在于强调涵养、省察、克治、收放心,以培养心之体。他认为,学者之患在于好名,只有去私才能宜于物、他说,“心德者,人之根源也,而不可少缓;文章名业者,人之枝叶也,而非所汲汲”;“夫人所以不宜于物者,私害之也。”与徐爱的情况稍有不同,王畿师从王阳明的时间比较长,后且在吴、楚、闽、越、江、浙一带讲学长达四十年,专心传播王学。所至之处,听者云集,影响极大,莫不以其为王学之宗主。他为学主张大彻大悟,以无念为宗,将儒学的宗旨归为虎寂,具有融合儒释道的思想倾向。其学最值得称说者,是他与钱德洪关于王阳明四句教的一番争论:1527年,嘉靖六年九月,王阳明将赴广西,临行前的一天晚上,王畿与钱德洪就这四句话的不同理解发生争议。王畿认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则意、知、物俱是无善无恶;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为此,他强调王学之四句教纯系“权法,未可执定“,并由此进一步提出”四元“说,以为为学需“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主张从先天心体上上根,断言良知一点虚明,便是作圣之机。时时保住此一点虚明,便是致知。由此把王阳明的良知说进一步引向禅学。 对于王畿的解释,钱德洪当然无法赞成。他认为,王学的四句教是“定本,不可移易”。因为心体原是无善无恶的,但大有习心,意念上便有善恶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正是复那性体的功夫,两人争论不休,遂请王阳明详加解释。王的解释是,“二人之见,正好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直从本原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汝中(王畿)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见,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敢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各执一边,眼前便有失人,便于通体各有未尽。”——由于此段话说在越城之天泉桥上,故史称“天泉证道”。

  至于钱德洪,也是王阳明的一个著名弟子。其学术思想除了上述与王畿的争论外,主要是阐释王学的一些基本精神。他认为,充塞天地之间者,只是此一良知。天只此知之虚明,地只此知之凝聚,鬼神只此知之妙用,四时日月只此知之流行,人与万物只此知之合散,而大只此知之精粹也。其学以收敛为主,注重于事物上实心磨练,主张在诚意之中求正心之功,反对虚忆以求悟,而不切乎民彝物则之常。曾说,“著衣吃饭,即是尽心至命之动。”其学宗旨与王畿从心体上顿悟明显不同。

  浙中学派的另一重要传人是黄绾。黄绾早年师从谢铎,刻苦自修,宗程朱理学,后笃信王阳明良知之说,以为简捷直接,圣学无疑,遂以阳明为师,称门弟子。然而到了晚年,又背叛王学,以为王学是禅学,其空虚之蔽,误人非细。于是对王学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他从天性人情之真出发,反对王阳明去欲去七情的说法,认为情与欲皆不能去,因为人之有喜怒哀乐之情是自然的,故而只能使情的发挥得其正,而不能强去之。他又反对正其义不谋其利的传统思想,主张圣人之学既要探讨义利如何统一,又要研究人之情如何,得其正。他的基本观点是利义并重,二者皆不可轻。“利不可轻矣,然有义存焉。”因此从黄绾的思想倾向里,不仅透露出王学乃至整个宋明理学的危机,而且预示着与心学、理学相对待的经世致用之学的勃兴。

  王阳明的思想影响除了在他的家乡形成势力巨大的浙中学派外,还在他长期做官讲学的江右即江西地区形成了颇有势力的江右学派。江右学派的主要代表有邹守益、聂豹、罗洪先等。他们因坚持王学致良知的正统观念,往往被视为王学的正宗。邹守益的从学经历与黄绾差不多,也是先宗程朱,后师阳明。只是后来他并没有像黄绾那样背叛王学,而是谨守王学传统。故而黄宗羲称其能推原阳明未尽之旨而不失其侍者。其学以主敬为根本特色,以为“圣门要旨,只在修己以敬。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杂以尘俗也。”修己以敬,就是戒慎恐惧,常精常明,不为物欲所障蔽。“一有障蔽,使与扫除,雷厉风行,复见本体。”他主张“寂感无二时,体用无二界,如称名与字。然称名而字在其中,称字而名在其中”,反对分知为内,物为外;知为寂,物为感,动静有二时,体用有二界的观点。认为这分明是破裂心体,是害道。在谈到良知问题时,邹守益认为,良知虚灵,昼夜不息,与天同运,与川同流。以独知为良知,以戒俱慎独为致良知的主要修养方法,并尽力身体力行,可谓有功师门不少。    

  王阳明后学除了上述浙中学派、江右学派的几个代表人物外,真正在当时产生极大影响的,还要数泰州学派。泰州学派的创始人是王阳明的高足王艮。王艮出身灶丁,家贫不能竟学,后师从王阳明,颇得阳明思想的精髓,然往往驾师说之上,持论益高远,出入于释道二教。王艮的学术特征是发挥百姓日用之学,讲说儒家经书时颇多自己的独到心得,不拘泥于传统的传注。他的传道与传统儒者一直囿于知识分子的小范围中明显不同,而主要是面向下层民众说法,即所谓“入山林求会隐逸,至市井启发愚蒙。”鉴于这种特殊的传道对象,王艮在发挥阳明的学说时,更注意结合百姓的实际情况而发议论。他认为,天地万物一体,人性之体就是天性之体。天性之体是活泼泼的,如鸢飞鱼跃。因此,人性也就不假安排,而是顺着天性去做就是了。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只是致良知便了。至于他所说的良知,也只是百姓日用。他说:“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是异端。”——这样,王艮便自然地将原本神圣的儒家道学的外衣扯了下来,使之成为愚夫愚妇能知能行者。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王艮的学说不仅预示着宋明理学危机的加深和崩溃,而且其思想体系中确实闪耀着某些近代理性因素的火花。当然,这些因素已与乃师王阳明的思想相差甚远。王艮死后,其子王辟继承其讲席。其学以不犯手为妙,即一切听任自然,所谓鸟啼花落,山峙川流,饥食渴饮,夏葛冬袭,“至道无其蕴矣”。他强调,“学者所以全其乐者也,不乐则非学矣”。王艮之学除了传其子之外,其弟子尚有林春、徐樾。其子的弟子有韩贞、李贽。徐樾的弟子有赵贞吉、颜均等。

  在王学后学尤其是泰州学派的传人中,最具有异端性格和叛逆精神的还要数李贽,他被当时最高统治者视为"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洪水猛兽,并下令逮捕入狱,将其迫害致死。

  李贽的叛逆性格主要体现在对宋明理学正统的批判上。他从阳明心学的一些基本原则出发,竭力反对宋明理学家的道德说教和神秘主义。他认为,宋明理学家所推崇的孔子已远不是历史上的真实的孔子,真实的孔子是人,而不是神。真实的孔子人人可学,而被宋明理学家神秘化了的孔圣人,则不可学,也不必学。因此,他竭力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反对对孔子不切实际的迷信。对于儒家的那些典籍,李贽认为,多半并不出于那些圣人之口,因而并不能作为"万世之至论",而应根据这些话语的具体背景进行研究和分析。故此他坚决反对宋明理学家假借圣人的语言以治人的把戏。他称这些理学家为假道学,为"穿窬之盗",为欺世盗名者。他们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既可恶、可恨,甚切可杀、可剐。由此可见,李贽对那些假道学家是如何的憎恨。事实上,在没有新的资源作凭借的历史条件下,他所向往的也只能是那些所谓的真儒学、真道学。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李贽的叛逆性格和异端思想只是对宋明理学正统有效,他所呼唤和向往的依然是传统的儒学或称之为早期儒学。

  可是,在清初的一些学者眼里,例如顾炎武、王夫之、朱之瑜等先生却持有不同的意见,认为王阳明学说为禅。王夫之在《礼记章句》中指责王学:

  姚江王氏始出焉,则以其所得于佛老者,殆攀是篇(《中庸》)以为

  证据。其为妄也既莫之穷诘,而其失之皎然易见者,则但取经中片句只字

  与彼相似者,以为文过之媒。至于全书之意,详略相因,巨细尽华,一以

  贯之……迨其徒二王、钱、罗之流,恬不知耻,而窃佛老之土苴以相附会,

  则害愈烈,而人心之坏,世道之否,莫不由之矣。

  王夫之又借着自己的《张子正蒙注》再次责王学之末,丧尽廉耻,忘及父君:

  王氏之学,一传而为王畿,再传而为李贽。无忌惮之教立,

  而廉耻丧,盗贼兴……故君父可以不恤,名义可以不顾,陆子静

  出而宋亡,其流祸一也。

  ——关键是在最后的一句话,暗指王学断送明代天下!顾炎武更是激愤,在《日知录》中斥责王阳明破坏学风: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衍)

  之清谈,王介甫(安石)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守仁)之良知是也。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诸正,岂不在后贤乎?

  他的语意比王夫之更显明。后来远走日本的朱之瑜在《答林春信问》里直率地说:

  明朝以时文取士,此物为尘羹土饭,而讲道者又迂腐不近人情……讲

  正心诚意,大资非笑,于是分门标榜,遂成水火,而国家被其祸。

  王夫之、顾炎武以及朱之瑜等人,都是一代学问大家,这样严词指责王阳明的学说,甚至以为明代天下沦丧其祸因全在于此——若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学问大家的话确实能发人深省深长思之。由于清代开山学者对王阳明学说的否定和批判,王学发展到清代逐渐式微。

  但是,就在清初王、顾、朱等否定王阳明学说的同时,甚至还早一点时间,王阳明的学说便流传至日本。他们在16世纪初期就翻译出版了《阳明全集》。著名学者中江藤树致力于研究王阳明的学说,后渐盛于日本。二松学舍大学在18世纪中叶就设立阳明学研究中心,出版阳明学刊至今。美国的哈佛大学、夏威夷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均设有阳明学研究机构。英国在1913年就开始编译王阳明生平及其哲学著作在国内传播。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比利时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都有学者从事阳明学研究——王阳明的学说将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王阳明虽然终生读经讲学心不旁骛,但是,仍然是一位非常杰出的诗人,他有一首这样的诗:

  初日曈曈似晓霞,雨痕新霁渡头沙。  

  溪深几曲云藏峡,树老千年雪作花。  

  白鸟去边回驿路,青崖缺处见人家。  

  遍行奇胜才经此,江上天劳羡九华。

  ——这是王阳明陶醉于九华山的沟壑、云雾、阳光、树木、花草之美,信笔写来,其意境、语言、音韵的优美自不待言,而表达的意念也丰富深邃,只一句“树老千年雪作花”便令人联想翩翩回味无穷呵! 漫漫的思想历程,一生能做到这样杰出作为和成就,套用《易经》的话,元亨利贞: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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