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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与出新——谈莫言的创造性写作(梁守泰)

文章来源:陕西作家网发表时间:2017-08-02

  纵观莫言的文学创作历程,除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军艺学习时呈“井喷”状态,两年之内写了上百万字,之后的创作明显放缓了速度,原因在于他把“变化”作为对写作的追求,努力使新作不重复旧作。他认为,即使不脱胎换骨,哪怕有一点变化也是好的,否则写作就失去了意义。他指出,作家在当前时代必须千方百计出新,新的作品应该有新的思想、 新的题材、新的表现形式,如果做不到这几点就最好不要出手。

  不变化就没意义,不出新就不出手。莫言在文学创作上表现出少有的底气、勇气和大气。文学创作本来就属于创造性劳动,但难能可贵的是,莫言与众不同,他是一个不倦的探索者,始终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在不停地进行创造性写作。他每一部重要作品都有自己新的探索,都会带给读者全新的体验,产生阶段性影响。他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和丰硕成果,成为中国文学事业发展的旗手和代表。

  在创建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莫言重要启发。但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他就意识到必须尽快逃离这两座“高炉”,明白了自己该干什么和该怎样干。

  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也就是说,要以自己的创造性写作,实现变化与出新。概括起来,莫言的创造性写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不囿于传统

  传统的散文强调,作品必须是作者的亲历亲为,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加工创造。莫言则把散文当小说来写,以小说的笔法来创作散文。其散文小说化观点,集中体现在《会唱歌的墙》的序言里,他直言不讳、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散文可以虚构和“胡编”。他的散文中,经常可见小说的情节和色彩,字里行间,虚构的成分很多。有的是整篇虚构,有的是部分虚构。他从来没去过俄罗斯,却硬是写了两篇长达万言的《俄罗斯散记》。这样,他就彻底颠覆了现代文学对于“散文”的定义,突破了传统散文的定义与界限,推倒了小说与散文的壁垒。

  在具体的写作手法、人物形象的塑造等方面,莫言的作品也冲破了传统的藩篱。他首先毅然决然地拒斥和屏蔽了极左政治对文学阶级性的酷求,大胆而鲜明地倡导和实践了长期以来受到批判与禁锢的人性描写。他的作品有的赞扬人性的真善美,有的则是主要地揭批和鞭挞人性的假恶丑,还有的直面现实生活,直面人生,深刻地反思重大历史事件,严峻地拷问人物的灵魂,乃至作家自己的灵魂。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他一反过去的“高大全”模式,努力地塑造出一个个性格复杂、集优缺点于一身的典型人物,如黑孩、余占鳌、九儿、上官鲁氏、司马库、姑姑万心等。在叙事角度上,小说的叙述人称一般是“你我他”,他却用“我爷爷”、“我奶奶”,独创了一个全知的“儿童视角”;在《生死疲劳》里,他又运用了一个独特的动物视角。在语言运用上,他在尊重和遵循汉语基本语法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言语方式和风格,汪洋恣肆,狂轰烂炸。另外,莫言还将魔幻艺术、幽默艺术、象征艺术及意识流、通感等艺术手法广泛地运用到自己的小说创作中。

不重复自己

  莫言认为作家最怕的是故事、语言、思想的重复,他甚至语出惊人:“作家抄袭自己比抄袭别人更可耻。”他的“不重复自己”主要表现在一是题材和思想的不重复。战争题材的《红高粱》,表现了战争对人灵魂扭曲和人性在战争的变异,张扬了个性解放的精神。农村改革题材的《四十一跑》,抒写了农村改革初期两种势力、两种观念的激烈冲突,在揭示人性裂变的同时,写出了人们在是非标准、伦理道德上的混沌与迷茫。母亲题材的《丰乳肥臀》,展示了生命的过程,讴歌了生命的本体意义及母亲的伟大性。历史题材的《檀香刑》,控诉了晚清统治集团的残忍恶毒,揭示了西方列强的蛮横霸道,表叙了对清末年间民族家国悲惨命运的沉痛追念。农村历史题材的《生死疲劳》,阐释了农民与土地的种种关系,展示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民的生活和他们顽强、乐观、坚韧的精神。计划生育题材的《蛙》,反映了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描述了国家为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莫言各个不同时期的重要作品,均为不同的题材展现不同的内容与思想内涵。

  二是文本结构的不重复。莫言创作的重要作品,找不出两部作品在文本结构上是相同的。《天堂蒜薹之歌》每章用民间艺人张扣的歌首先将内容讲述一遍,然后正文用传统的叙述方式展现各个人物的命运,最后用公文的形式再讲一遍故事反映的现实。《丰乳肥臀》前六章用传统的叙事方式展现了高密东北乡近百年的生活史,第七章从母亲的出身开始讲母亲与各个男人的关系,最后部分的“七补”则如同北海中的园中之园,可以独立出来成为中篇。《檀香刑》将地方戏曲茂腔的“十字句”唱词结构融入作品的语言构造,而且将作品分为“凤头”、“猪肚”、“豹尾”的三段式。《生死疲劳》借鉴了中国佛教里“六道轮回”的概念来展开故事,采取了传统古典小说章回体的叙述方式,通过动物的眼睛来观看中国半个世纪社会、历史的变化。《蛙》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五封信组成,前四封信附有关于当了50年妇科医生的姑姑的长篇叙事,其中也讲述了蝌蚪本人的生活故事;第五封信则附有一部关于姑姑和蝌蚪自己的话剧。其他重要作品也都各有不同的文本结构。

  一个作家要进行文学创作,必须有其知识和社会生活经验的积累,各种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的储备,还要有大量语言知识材料的掌握,以及文学表达的技能、技巧。他不仅收集了许许多多的知识材料,还要对这些知识材料进行加工和分析研究,从而创造出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典型人物来。况且,莫言对自己有着极高的要求,他的创造性写作显然不是默守陈规,因循守旧,而是打破传统,推陈出新。他持续地创造出文学佳作,不断地实现变化和出新,必然具备更高的素质与基础,付出更艰辛的劳动和努力。

增强创新意识

  创新意识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极其重要的精神素质,是作家从事创造性写作的首要前提。莫言是一个创新意识浓厚的作家,具有强烈的创造愿望和意向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自信。在他的脑海深处,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创新情结。他说:“继承的目的还是创新,要有新东西出来,即便是失败的创新,也比平庸的继承有价值。”他曾经说过:“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懦夫、可怜虫。但是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莫言的“三胆”实质上体现的是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意识。因为如果只有创新意识而无创新的胆识与勇气,叶公好龙,心有余而胆识不足,那么所谓创造就只能是空谈。

克服思维障碍

  思维方式决定实践方式。进行创造性写作,必须克服思维定势,运用逆向思维、发散思维,扫除主观障碍。这些障碍包括:迷信权威,屈从常识,附和多数,缺少幻想,过分谨慎,过度谦虚,盲目服从,懦弱胆怯,病态的安全感等。克服了思维障碍,就不会轻信现成的结论和盲目崇拜权威。莫言说:“要想变化就得反叛,不断地反叛家长权威、过去的规矩连同你自己,敢于叛逆才会想到创新。”他要求自己“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必须有点邪劲儿”。正是在这股“邪劲儿”支配下,他解放思想,大胆想象,敢想敢做,勤于笔耕,实现了自己的文学创新。  

夯实智能结构

  智能结构是指一个人知识、能力和技能技巧的组合,它是一种综合效应。莫言虽然小学未毕业即辍学,但他的知识储备却是广博而精深的。他很小就喜欢听书、看忆苦戏,陶醉于神话鬼怪故事和历史传奇中。辍学前后,他通读了中国古典名著、文革前出版的几十部长篇小说和鲁迅的作品,学完了中学课本,通读了《新华字典》。从军期间,他参加了党政干部基础课自学考试,考入军艺文学系学习,后来又读了创作研究生班。在部队担任图书管理员时,他阅读了图书馆里1000多册文学书籍,也看过不少哲学和历史书籍。虽然知识越多不一定创新越多,但必要的知识准备却是创新的前提条件。在渊博知识的基础上,莫言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与潜能,不懈探索,勤奋思考,形成了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想象力和超强的创新思维能力,取得了辉煌的创造成果。

丰富生活经验

  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一个作家如果缺乏社会生活的知识和经验,要创造出文学作品是不可能的。尤其是直接的经验或亲身的体验,对于创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文学史上许多杰出作家的经历,都是非常复杂而多变的。越是深刻、出新的作品,越需要作家具有更为丰富复杂的生活阅历与经验。莫言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回家“放牧在荒原”。在家乡务农、打工至21岁时,艰难地入伍当兵,从军20多年后转业到检察日报社,10年后又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与同龄人相比,其人生经历也相对丰富、复杂和特殊,甚至坎坷曲折。不仅如此,他还利用一切机会和条件,到国内外许多地方参观学习,采访考察,参加各种文学交流活动或讲学,从而开阔了视野,掌握了大量创作素材,丰富了不可或缺的生活积累。

磨练顽强毅力

  文学创作是一项艰苦复杂的创造性精神劳动。历来创业维艰,文学创新之路也绝不会一帆风顺,一马平川,常常布满荆棘,充满坎坷。莫言对自己文学创作上不断变化和出新的高标准、严要求,决定了他必须付出超出常人的艰苦努力,具有顽强的毅力和坚忍不拔的精神,这也是所有著名文学家最宝贵的品质。他除了要面对创新本身的艰辛,还要冲破传统势力的阻碍。他的争议作品《十三步》和《丰乳肥臀》问世后,均受到批评、抨击乃至威胁诬告,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特别是他倾力“打造”的《丰乳肥臀》在《大家》杂志发表后,遭到不少人的攻击谩骂,甚至被扣上了反动、反党的“大帽子”。面对麻烦和不公,他意志坚强,执拗叛逆,始终坚信自己写的是一部神圣庄严的作品,坚持自己的创作理念和创造性写作。

    (作者供职于山东高密市国税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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