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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散文:陕西散文写作新动向(史飞翔)

文章来源:陕西作家网发表时间:2017-11-16

  众所周知,陕西文学历来以小说见长,但实际上陕西也是一个当之无愧的散文大省。无论是从写作的人数、作品的数量、作家的水平,还是从专业机构、学术研究等角度来衡量,陕西都堪称是“散文大镇”。在前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名单中,刘成章、贾平凹分获第一届、第三届“鲁奖”;在前五届“冰心散文奖”得主中,陕西散文作家以“常胜将军”的姿态,没落过一届;如果再加上老舍散文奖、孙犁散文奖等散文奖项,获奖人数就更多了。新时期以来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陕西散文大家先后有:柳青、杜鹏程、王汶石、魏钢焰、李若冰、刘成章、贾平凹、和谷等,其中李若冰的《柴达木手记》、《酒泉盆地巡礼》、《勘探者的足迹》等散文集,在中国文坛引起轰动,李若冰本人也被誉为“西部文学的垦荒者”。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红柯、高建群、叶广芩等人既是享誉全国的小说大家,也是驰名散文界的散文高手。另外陕西还拥有一支数量巨大、影响广泛的散文作家:侯雁北、贺抒玉、毛锜、李佩芝、李天芳、朱鸿、方英文、陈长吟、史小溪、李汉荣、王蓬、邢小利、周养俊、刘炜评、仵埂、穆涛、孙见喜、孔明、柏峰、杜爱民、第广龙、庞进、赵丰、祁玉江、刘云等。如今,新生代的一批散文作家更是破土而出。提到散文专业机构,贾平凹主编的《美文》杂志,是西部地区发行量最大的文学刊物,在全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说到散文理论,影响深远的著名观点——“形散神不散”是由陕西评论家肖云儒先生提出,其地位至今无人撼动。另外,陕西作家贾平凹提出的“大散文”的观念,在散文界引发了新的文学思潮,响应者众多。所有这些都表明,在中国文学的版图上,陕西的确是一个“散文大省”,是当代散文创作和研究的一个重镇。

  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陕西的散文创作也面临着严重的局限与不足。比如:陕西人提出了“大散文”观,但陕西作家却缺乏对“大散文”观的有效实践,未能写出一些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散文作品。再就是,散文写作的人尽管很多、作品数量也很大,但写作存在严重趋同化倾向,缺乏精品力作。另外,在写作观念和创作手法上也创新不够,重技巧轻思想、重手法轻精神。分析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陕西新时期以来的作家多为“农裔城籍”,大多来自农村,生活底子厚,属于“生活型作家”,长于描摹现实生活,但知识积累明显不足,学养也不够深厚。“生活型作家”依赖其人生阅历和精神矿藏,可以写出很好的传统意义上的抒情散文、乡土散文、地域风情散文、西部散文等。但这种作家也存在明显不足,那就是缺乏对更高精神层面的追求和探索,缺乏对思想和文化的理性关照和思考,容易重复自我,容易陷入对一己情感之抒发、尺水风波,写作的视野不够开阔,文章的境界不够深远,个人的思想也不够深刻,不能穷尽宇宙人生。再就是“生活型作家”一旦早年的人生积累用完,容易面临写作资源的枯竭以及个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庆幸的是,陕西的作家意识到了这点,他们或转型,或突破,甚至是“衰年变法”,大胆地进行着各种尝试,终于在近年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和进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动向就是——文化散文粉墨登场、轮廓初显。

  文化散文诞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但是作为一种概念明确提出则是在1990年前后。当时佘树森教授在《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一书中对文化散文这样界定:“贴近生活的又一表现,就是世俗化倾向。人情种种,世俗百态,成为一些散文家观照的热点。由于这种观照常取文化视角,伴以历史文化反思,故又称之‘文化散文’;由于这种观照多以非凡的机智,集中透视矛盾诸相,故行文常含幽默,还由于作者故作‘超脱’与‘旷达’,所以常有苦涩掩藏于闲适中。”这可能是学界对“文化散文”一词最早的理论描述。

  文化散文生逢其时。文化散文的诞生有两个重要的背景:一个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的“文化热”。当时,刚刚走出思想禁锢的中国社会忽然兴起了一股“文化热”。正是在这种“文化热”的感召下,文化散文应运而生,并很快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再就是,就散文界本身来说,当时人们已经厌倦了“杨朔体”的传统抒情散文,内心急切渴望一种更新的散文文体和样式,恰在此时文化散文如一缕清风,迎面吹来。文化散文的诞生大大地开拓了散文的疆域和境界,是散文创作的一次“革命”。

  与传统的抒情散文相比,文化散文具有以下特征:

  1、取材上具有文化视野。一般散文可以写身边琐事,花花草草,风花雪月,个人哀乐,一己悲欢,但文化散文所写对象在内容上侧重思考一些严肃且有较大文化包容量的主题,突出文化意味和文化底蕴,有些甚至具有一种精神意向。

  2、写作立场上具有强烈的文化意识。文化散文明确地从文化角度,以文化意识来表现描写对象,它的文本魅力在于作者对文化客体的生命投入,充分显示出作者的文化态度、文化观念和文化审美。

  3、内容上具有深刻的思想性。文化散文在思想意蕴上要具有一种文化穿透力,要比抒情散文更具深度和厚度,要有一种终级的、理性的、哲学的思辨色彩。

  4、艺术表现上具有文化韵味。文化散文不仅要有文化的品格和文化内涵,通过文化的历史脉动昭示个体生命大起大落、大开大阖的人生际遇,更重要的在于,文化散文要具有一种文化批评的价值立场,融文化叙事和文化批评于一体。

  总之,文化散文表现出了鲜明的文化意识、强烈的精神反思和终级的理性回归色彩,它将理性的凝重与诗意的激情浑然融于一体,既充满了思考的理智,又具有很强的文化关怀。它用恢弘大气的历史文化、凝重刚健的理性精神、内敛深沉的主体情感,架构出了文化与散文和谐共融的空间,彰显出了文化散文中所特有的文化意蕴和厚重的思想情怀。

  陕西地处内陆,相对于沿海地区文学观念可能会滞后一些。但陕西文化拥有极强的包容性和进取精神,这同样影响了陕西的作家。当余秋雨以大红大紫的姿态在中华大地上为文化散文开疆破土的时候,陕西同样也有一批作家暗地里进行着痛苦的思想裂变,以期“化蛹为蝶”。朱鸿无疑是陕西文化散文探索的先行者。

  朱鸿早期的散文创作也是沿着传统散文的路子,如:《西楼红叶》《药叫黄连》《人生的爱与智》《放弃》等散文集子。随着调入高校,个人身份的转化,朱鸿很快调整了自己的创作方向,开始转向历史文化散文的写作,先后写出了《夹缝中的历史》《大时代的英雄与美人》等具有强烈文化倾向的大散文。按说,到达这个程度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朱鸿并不满足,他再次突破自我,积数十年功力,开始进行陕西地域文化散文的写作,先后出版了《关中踏梦》《关中是中国的院子》《关中:长安文化的沉积》《长安是中国的心》等数部集子。在2014年4月27日,由陕西省作家协会、三联书店及西安日报社联合举办的“《长安是中国的心》暨朱鸿散文与长安叙述研讨会”上,与会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朱鸿拓宽了散文的形制。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星率先拿朱鸿和余秋雨类比,认为二者的创作都是文化散文一类。但相较之下,朱鸿更是深耕于自己的家园,耕出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又饱含学术内涵。朱鸿“拓宽了散文体裁的形制,给原本注重知识性、趣味性和审美性的文化散文,增加了学术性这个特质”。

  除朱鸿外,柏峰、赵丰、仵埂、邢小利、穆涛等人也在文化散文的写作上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对于以上这几位陕西作家笔者一直是心生敬意。之所以会有如此情感,是因为笔者也在尝试文化散文的写作。

  作为陕西新生代散文作家中的一员,笔者最初也是坚持传统散文的写作路子,出版了两部散文集子后,笔者开始思考一个问题:难道我一辈子就写这种小散文,我怎样才能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那段时间笔者甚是苦闷。后来,无意中看到山西作家韩石山的一个演讲《一个写作者的一生该怎样安排》。韩先生说,一个作家的一生应该是“青春作赋、中年治学、晚年修志。”韩先生这话就像闪电划过夜空一样,一下子将笔者惊醒。从那时起,笔者就开始尝试文化散文写作。笔者的创作可分为三个阶段:1、传统散文写作阶段:1994—2008年,主要从事传统散文写作,出版了《为灵魂寻找镜子》《红尘心语》等散文集;2、文化散文写作及人物研究阶段:2008—2012年,主要从事文化散文写作以及历史人物研究,出版了《学问与生命》《学问与气象》《历史的面孔》等散文随笔集;3、文化研究阶段:2012年以来,主要从事以秦岭终南山为载体的陕西地域文化研究,先后出版了《终南隐士》《终南守望》等专著。回顾笔者的写作有一个清晰的脉路,那就是——从文学到学问。最近几年,笔者始终坚持文化散文写作,紧紧围绕民国知识分子和终南山隐士两个专题,深入挖掘。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是散文写作上了一个层次,个人修为也明显提高。

  在陕西像笔者这样的年轻一代的散文作家正如雨后春笋一样,一茬接一茬地不断涌现。目前陕西的散文作家无论是年龄结构,还是学历层次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与前辈作家不同的是,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学历层次的提高,那种仅凭个人生活积累而写作的传统的生活型作家越来越少,与之相反,学者型作家正大量出现。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写什么样的散文、走什么样的路子,完全是因人而异,是和这个人的先天禀赋、人生阅历、知识结构、阅读喜好等休戚相关,是“性分所至”。但在散文创作中融于文化因素,融进思想学问却是一个作家走向成熟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散文的出现无疑是陕西散文创作迈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陕西散文创作的一大进步。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陕西散文学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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