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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人艺版《白鹿原》见证民族文学舞台化动人未来

文章来源:文汇报发表时间:2016-08-03

  陕西人艺用陕西话演 《白鹿原》,瞬间把京沪观众带回了关中平原上。那生冷倔强的方言,和像从骨子里亮出来的华阴老腔,并不是一道刻意、陌生而猎奇的景观效果,它就像那从白鹿原的冬天里匍匐而出的小蓟 (《白鹿原》 小说中一种陕西平原上的植物),生动地、充满力量地钉在文坛巨擘、陕西作家陈忠实的乡土书写里。这版是深深打动作家陈忠实的改编,“我把我的小说和生命一起交给你们了”。

  近日,陕西人艺版 《白鹿原》 在上海的3场巡演场场火爆,陈村、王安忆等文学界大咖也纷纷前往观看。有圈内人感叹,“很少看到一台话剧的能量能够撑满文化广场那么大的剧场。它增强了我对中国话剧的信心,足够优秀的中国原创,又何惧那些国外来的大牌。”作为“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白鹿原》 叙事时间跨度之大,人物之多,情节之密集,思想之丰富,对每一次改编都构成不小的挑战。近3个小时的舞台容量,能够表达清楚50万字原著的精魂所在吗? 在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著名剧作家罗怀臻看来,这版话剧不仅继承了原著的“史诗品格”,还成功地超越了作为小说的“影子”。

  当今天的观众越来越将经典视作智慧的成年礼,话剧舞台就更离不开有分量的作品支撑与回应,戏剧剧本本身具有独立性。“我们既用文学名著舞台化的方法保留住经典,同时也需要舞台对小说的精神重新梳理,并且做出现代性的思考,它们彼此之间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罗怀臻认为,此次话剧 《白鹿原》 的成功,为中国话剧民族化的探索和民族精神的表达,积累了新的经验。

在小说《白鹿原》精深的文学文本中找到精魂

  如何面对一场博大精深的书写?《白鹿原》 铺写了渭河平原半个世纪的斗转星移。但原著呈现的密度之高,层次之深,又何尝不是对频频凝视着的改编者的一种“眼花缭乱”的诱惑。所谓各花入各眼,在20世纪以来各种形式的改编中,有人倾心于黑娃与田小娥充满原始力量的情爱,有人将其中的女性角色视作滋养罪恶的阴性容器,在一个父权社会中,女人的娇美注定难以逃离被烈火燃烧殆尽的命运。还有更大胆的改编,甚至将白鹿原的两大家族之一的鹿家戏份全部拿掉,单表一枝。

  这一版的改编直面了小说的复杂性,罗怀臻说:“剧作家不是技巧性地去改编,而是带有冲动地去完成一次生命介入。”

  《白鹿原》 之“重”在于以白嘉轩、鹿子霖作为经络人物,以他们分别代表的白鹿两家的世代恩怨故事,阐释白鹿原上几代人近半个世纪的命运。而隐藏在背后的另一组重要冲突,是维系传统农耕社会的乡绅文明,以及以血亲族亲为纽带的家族文明,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思想与观念的破坏性冲击。无论是放大白嘉轩和鹿子霖对世族权力的争夺,还是他们的子女们以新派思想对固有的、强硬的“父亲权力”发生的对抗,可以发现,陈忠实为乡土中国“立传”的同时,他的内心既开阔,博大,但又附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复杂情感———那是乡土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中的阵痛,那是价值观转换中产生的是非的模糊。

  罗怀臻认为,乡绅文明不是农耕文明里的伊甸园和理想国,它充满了附着在土地上的权谋和恩怨情仇,那也是一个丛林世界的象征。因为真实记录了世道人心,《白鹿原》 所描绘的中原文明的人格图谱,才具有了超越时代的力量。重要的是,在陕西人艺所使用的、由剧作家孟冰创作的《白鹿原》 剧本中,这两组重要的关系都没有被丢弃,这才有了今天这一次荡气回肠的改编。

  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原是一幅“五彩斑斓”的乡村画卷,是“濨水河畔飘飘扬扬的柳絮,原坡上绿莹莹的麦苗”,是农民烟枪里“黄亮绵软的烟丝”,是朱先生在“红红的日头下穿泥屐打过麦场”的奇妙场景。而陕西人艺的 《白鹿原》 是属于夜幕的黑,它排除了一切有可能对“高度浓缩”产生干扰的颜色,无边的暗色滋养又包裹着不可说的欲望、不堪、恩怨、私情,如暴风雨前一般的平静,等待着激变的爆发。它只留下了黑色、灰色和蓝色的混杂,以及一个不安分的、带有神秘主义的“白色”。

  故事巧妙地以白嘉轩“巧取风水地”开篇,首先带来白鹿的吉兆。那是雪白的神鹿是对土地神灵化的象征,是一个代表唯美主义的神秘的意象。民间乡野中的神秘“力量”更使得上半场的高潮部分产生一种摄人心魄的魅力:鹿三在田小娥死后被附身,田小娥被镇压的骨灰化成莹莹蝴蝶,再伴上一声“渭水波浪的涛声”一般的华阴老腔,灯已经暗灭,但观众的心灵还久久不能从遥远的关中往事回到现实……

忘记明星,方言版话剧让观众看到真正的生活

  10年前,北京人艺创排的 《白鹿原》 使用的也是孟冰的剧本。今天,两版 《白鹿原》 难免被拿来互相比较,经过十载沉淀,修改后的剧本没有了过去的张扬与狂烈,而是多了几分冷静与浓郁。这一次,他摒弃了一切“外来者”视角中的白鹿原。比如对老腔的重新处理足可见他对艺术表达的成熟理解。这个印刻着关中肤色的传统民间艺术,在陈忠实的心里是“骤雨拍击无边秋禾的啸响”,它在 《白鹿原》 过去的舞台上,属于外边人看里边人的新鲜,就像是把老腔艺人请上舞台,十足的风情化但也成了猎奇的东西。今天,陕西人艺版呈现老腔不是单单作一声吼,经过重新设计后,老腔成了整部话剧中重要组成。

  的确,它很“土”,却土得那么地自然生动,而不再是嫁接在剧场里的声音景观。

  华阴老腔,牌楼、祠堂,陕西方言,乃至村民脸上、衣服上的风尘仆仆,都关联着整个故事的完成度,而不仅仅是“技术手段”的叠加与运用。原上的村民在扮演局中人的同时又担任旁白,在叙述中高浓度、快速地推进剧情发展,犹如古希腊戏剧中“歌队”的设计。高悬着的“仁义白鹿村”的匾额如风中的寒蝉,在每一次冲突发生时摇摇欲坠。布景道具均经过精心的设计,那是具有现代感的视觉审美,是“写意的实景”,或者说“用物质完成写意”产生的凝练与精粹,是淘洗过的审美。而对陕西方言的使用,更使 《白鹿原》 超越了地方戏的局限。

  “方言不是噱头,也不是猎奇,而是这部话剧表现的必须。”罗怀臻认为,在话剧中使用方言不是为了刻意“寻找”地域感,而是地域感本身太充沛了以至于不得不那么表达。地方方言上的差异,带来的语言趣味与审美距离就像“抖包袱”,不仅不会影响观众去理解,反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从这点上看,《白鹿原》 真正做到了剧场观众的全覆盖。

  语言有时和情感的表达、文化是链接在一体的。“就像中国观众观赏歌剧,永远不能像意大利观众那样看得热泪盈眶,因为他们观赏的不仅仅是表演,同时也是生活。”罗怀臻说:“人们看这一版 《白鹿原》 时甚至一点儿不期待明星出现。因为我们真真实实看到的是一群人物,看到我们民族的历史、生活。”

         (童薇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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