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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文学陕军优良传统 弘扬陈忠实创作精神

文章来源:陕西日报发表时间:2016-11-02

  编者按 陈忠实同志是我省文学艺术界的光辉典范,他将自己的一生奉献于文学事业,帮扶青年作家成长,建设陕西文学队伍,传承发扬陕西文学精神,为陕西文学发展和文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了缅怀纪念陈忠实的文学创作成就,继承和弘扬陈忠实的创作精神,10月26日,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省作协在西安组织召开了纪念陈忠实座谈会,我省文学艺术界代表和“百优计划”作家、艺术家以及陈忠实亲属代表等120余人参加了会议。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梁桂出席并讲话。他指出,当前陕西正处在追赶超越的关键期,迫切需要更多像陈忠实这样德艺双馨的文艺家为这个伟大时代的生动实践鼓与呼,希望全省广大中青年文艺工作者像陈忠实先生那样,站稳人民立场,把准创作导向,把陕西文化的大旗扛在肩上,大力弘扬民族精神,讲好陕西故事,不断增强全省人民的文化自信。

  座谈会由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刘斌主持,贾平凹、李星等知名作家、评论家以及亲属代表分别就陈忠实的创作精神、艺术追求以及人格境界等主题作了发言。现将发言内容全文刊登。

永远的榜样

  贾平凹(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

  在忠实去世的那几天,因为太悲伤,也因为参与着要料理他的后事,时间紧张,我是在撰写挽联时,挽联的注解部分被人拿去发表了。也就是大家看到的那个短文。在短文里我引用了两句古语:水流原在海,月落不离天。忠实确实是这样,伟大的灵魂都是这样,像月亮一样,落下了仍在天上。在他百日那天,一帮朋友以诗文朗诵的形式追思他,我是参加了,今天我们又聚集一起,以朋友的名义,以读者的名义,以文学的名义怀念他。

  凡是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大作为大贡献的人,我们都要纪念他,都要为他修一座庙的。忠实的这座庙,虽然真砖真瓦的还没有,但是,它已经建在了我们的心里。

  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关中出了好多先贤,比如李仪祉、于右任、杨虎城,比如石鲁、柳青,他们都是国之栋梁,民族精英。忠实的出现,使这一条清流延续,他的七十四年是辉煌的,光荣的。

  忠实是极其典型的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究立德立言,他的立德,在于他有大政治的情怀,即爱国爱民,天下意识,信仰坚定,扶贫助弱,热心公益,行为刚毅,敢思考,能担当。每当读到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就想到忠实。这话并不是我在忠实去世后说的,忠实还活着的时候我也这么说过。张载和忠实都是关中人,他们配得上正大人物这种称号。他的立言,在于终其一生都在宣传弘扬中国的文化,他的《白鹿原》就是一部文化的皇皇巨著。中国的当代文学史上必有它的浓墨重彩。正是他的立德立言,时代不会忘他,社会不会忘他,他的人格的和文字的魅力永在。

  忠实的立德是如何完成的呢,忠实的立言又是如何实现的呢,这是我们在怀念他之际值得我们自己追问和深思,从而给我们以启示。回想与他交往的几十年间,他是有中信沉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凡是在党和国家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他从来都是清醒的,挺身而出,旗帜鲜明,他的政治嗅觉,他的大局观,他的勇于担当,我是敬佩不已。而在社会公益活动中,在对待业余作者的扶助上,他又是宽厚的长者,不厌其烦,古道热肠,这更让我自叹不如。从当年我们一块组建群术文学社到后来的陕军东征,在作协一块工作,他视文学为神圣,对创作的刻苦和认真,我是亲身体会的,读他为《白鹿原》所写的创作笔记,我曾经感叹过他为文学倾注了那么多心血,隐忍了那么多委屈和寂寞,下了那么多苦功夫,感到了我自己的种种不足。忠实的为人为文让我们学习的地方太多太多啊,他是朋友,他是长者,他是我们永远的榜样。

  忠实离去了,他留下了巨大的遗产。我们怀念他,纪念他,就是要把这份为人为文的巨大遗产承接下来,扩大开来,把陕西的文学搞好,把我们的创作搞好。

伟大的作家都是思想家

  李国平(省作协副主席、《小说评论》主编)

  陈忠实逝世后,我执笔了他的生平。这是一个公共行为,但也掩藏着我的感情,除此之外,没有写任何文字,没有勇气触碰心灵深处的东西。回顾他的创作道路,探索他的文学思考,整理他的精神遗产,情感上仍然不愿承认应该进行这样的工作了。

  在当代中国,陈忠实这样的作家,无疑具有文化标本意义。他令人想起四川的周克芹,想起河北的贾大山,他们这一代或稍后的作家,星布于鲁豫和云贵,像陕西的路遥、贾平凹们,出身卑微,依托的背景就是大地和天空,拥有的资源就是乡村和田野,最应该接受知识的青春成长期却遭遇知识匮乏的时代,还无可避免地要面对极左思潮的影响,“文化大革命”的伤害。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时代变局使他们获得了文学新生。他们,更新或者丰富了百年以来中国文学的主体结构,他们的创作,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构成了当代文学的主要成就。因为命运时钟的安排,他们抵达的终点不同,但是他们的文学道路,累积着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经验,折射着浓重的社会政治文化信息。

  若追究陈忠实的文学接受,有一涓涓细流,被人忽视,又极其重要,这就是新文学的传统。陈忠实早期的阅读,他自己记述有茅盾的作品,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和“爱情三部曲”,柔石的小说,蒋光慈的作品,李广田的散文。陈忠实对鲁迅的《阿Q正传》和《风波》有作为一个作家独特的体悟和解读,发生于他对自己创作痛苦的拷辩期,鲁迅的深广直接启迪着他的思考。陈忠实最直接的文学情感亲近者是赵树理,最直接的导师是柳青。赵树理的创作,本身就是新文学的一部分,是新文学在时代流变中生发的新的特征。柳青深受新文学的影响,陈忠实对柳青的师承,隐秘地铺垫着新文学的谱系。这里有着对文学传统的直接的接受和间接的渡让关系。现代意义上的新文学呼应的民族救亡的主题,引入的启蒙思想,寻求新思想、新生力的愿景,现实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思潮,是滋养陈忠实一生的思想营养。这一脉络,以对传统文化的思考为主要方式,集中于《白鹿原》中,形成了新的文学成果。

  陈忠实的文学道路上,曾经发生过不止一次危机。他在心理层面和文学叙述层面用“苦闷”、“痛苦”和“枯涩”进行描述。陈忠实记述过他创作史上作品人物弃他而去的“集体叛离”现象,这是他“从事写作以来所经历的最严重的痛苦”。如何处置自己的文学危机,将精神旧我蜕变为精神新我,在陈忠实也是一个激烈痛苦的过程,借喻阿·托尔斯泰的在血水里泡三次,碱水里泡三次,清水里泡三次也不过分。陈忠实称之为“剥离”,“无异于在心理上进行一种剥刮腐肉的手术”,进行“一次又一次从血肉到精神再到心理的剥离过程”。这个过程,陈忠实在文学层面有过剖析:“涤荡自己意识和思维中的极左话语,使自己从已经僵化的叙述模式中走出来”。在精神层面,陈忠实创作道路上所发生的跃升则可以说明,以最严酷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批判精神和最积极的开放思想迎接时代精神的洗礼,从而赋予作品更大的思想格局。陈忠实的文化剥离和精神新生,在当代文学史上恐非个案,恐怕在道路意义上的探讨,也是一个普遍现象和普遍课题。

  陈忠实的《白鹿原》已有共识。陈忠实对自己的创作却有清醒的认识:“离高峰还很远,只能把这当做攀向另一个高峰的台阶,争取获得另一次突破的途径和力量”。陈忠实有文章记述自己对当代世界文学的阅读和接受,他热烈而诚实地认同《活动变人形》和《古船》对自己的启发,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难忘1985,打开自己》,他在对当代最前沿的思想成果和文学资源的吸纳中,在对中国当代文学成果、传统的尊重中,“强烈地意识到他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艾略特语),以自己的创作给当代文学的动态体系增加了意义。更重要的是,他和当代作家一起,共同分享着这个时代的文学经验和思想成果。不断的背离和超越原来的思维,在更宽广的世界视野中打开自己,获得一种新的参照,这也应该是陈忠实和中国当代作家一起开拓的当代中国文学新的道路。

  陈忠实在文学道路上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他读鲁迅,读出“要有穿透封建权力的思想和对独裁制度批判的力量”,他把当代作家置放于更宽广的文学传统中评价,说包括自己在内,还要追寻“五四”时代新文化先行者的思想穿透力。“文学依然神圣”是陈忠实提出的一个命题,是有感而发。“伟大的作家都是思想家”,是陈忠实创作后期的感悟,这一认知,今天,已成习常,但在陈忠实,却非轻易道出,几乎出自他一生的文学道路。“什么制约着作家不能进入一个新的创作境界?就是思想”,“如果没有形成独立的思想,不具备那种能够穿透历史和现实的独立精神力量的话,他就不能够把自己的精神上升到一个应有的高度”,和当代许多作家一样,在追寻思想家这个高度上,陈忠实意识到了,没有完成,在追攀这个目标的道路上,陈忠实停止了,倒下了,但是他的思考和追求,应该能获得当代作家的共鸣。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有个致词,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一生中能够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甚至能做出这样一个发现,也已经是很幸福的了”。

  我请求恩格斯,让我把它借过来,献给陈忠实。

向陈忠实学习

  李星(著名文艺评论家)

  作为陈忠实同志的同事、多年的老朋友,对于他逝世至今仍怀有深切的悲痛,对于省委有关领导部门在他逝世半年之后,召开这个隆重的纪念会,深表感动和感谢!同时我也认为,对于陈忠实同志最好的纪念是能够化怀念为力量,继承并弘扬他始终不渝、坚守一生的文学精神,走他所走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文学道路,坚持他伟大的文学理想,进一步发展繁荣我省、我国的文学艺术创作,写出像《白鹿原》那样的为人民大众所喜爱的文学作品,为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文学艺术需要而努力。

  首先,我们要像他那样坚守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文学的自信,以“文学是神圣的”作为自己的理想、信念,不断努力奋斗,刻苦钻研、精益求精,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学艺术精品。早在中学时代,他就树立了坚定的文学理想,与周围的老师和同学组织了“春芽文学社”,钻研并学习文学创作,积蓄并增长着自己的写作技能。高考落榜后,他并没有消沉、放弃,仍然坚持向生活学习,向农民学习,积累生活经验,加深生活的体验,并开始写作、投稿,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有《接班以后》、《高家兄弟》等中短篇小说发表。以后他虽然担任了基层政府和文化部门的多种领导职务,但写作却从未放松,并开始了《白鹿原》这部鸿篇巨制的写作准备。为此,他写了十个风格各异的中篇小说练笔,积累经验,酝酿突破,以写一部“死后能够当枕头”的书,“写不成就回家种菜、养鸡”的破釜沉舟的毅力和决心来激励自己。正是在九十年代,在市场经济、商品大潮,一些文化人、作家,离开文学,“下海”经商时,作为主席的他发出了“文学是神圣的”宏大声音,激励大家坚守文学理想,表现了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

  其次,像他那样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坚定不移地走前辈作家柳青的文学道路。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就自觉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高度概括的“人民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源泉”,并且“是唯一的源泉”的伟大真理,不仅自己扎根基层,深入人民群众生活,而且每逢写文章、讲话,谈经验,都首先讲到深入生活的重大而根本的意义,他说,生活不仅给了自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题材,而且进一步总结说,人民群众丰富的生活不仅让我知道了写什么,而且让我知道了怎么写,给我提示了写作方法。到了八十年代末,他更将观察、认识、研究、分析群众生活,上升到了体验生活,所谓体验就是溶入血液,化为生命,以生命来体验生活。《白鹿原》正是他对中国农村、农民,中国历史、社会文化,过去、今天、未来的深厚生命体验之作。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将中国百年来的农民生活史、社会史、封建家族史、人民心灵史,写得如此深透、广阔,并塑造出白嘉轩、鹿子霖、朱先生、鹿兆谦、白孝文、白灵、鹿兆鹏、田小娥这样生动而丰满的乡土中国人物典型。

  第三、学习陈忠实去障除弊,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思想和人格境界,扩大自己的心灵精神视野,以生命的辉煌、心胸的博大去实现文学的辉煌和博大。陈忠实是人不是神,是关中大地滋养的农民的儿子,也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社会政治文化熏陶和培养出的一个农村基层干部。正是带着这双重的文化烙印,他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前者使他早期作品就具有浓郁的关中农村生活气息,写出了哪怕是落后的农业社会、文化、文明的迷人魅力,而后者却使他的作品笼罩在曾经被极左思潮侵蚀的意识形态及文学观念之下,难以在更广阔的时空境界中与世界和文学对话。然而陈忠实的性格力量、信念力量究竟非同寻常,正是这种坚持和执拗,使他走出了对于一个人的生命来说是长期的思考和反思,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经历了痛苦的自我“剥离”过程:经过创作思想的剥离,走出文学和政治的误区;经过艺术观念的剥离,从写一般而外在的农民性格,到写民族精神和灵魂;经过与孤芳自赏、急功近利的市侩哲学的剥离,提高自己的人格修养,扩大心胸境界的人格提升,实现文学的突破,生命和人生的辉煌。

  在悼念忠实逝世的痛苦中,我曾对来访的记者说:“人格的重量影响作品的重量,有多伟大的人格,就有多伟大的作品。有多高的境界,就有多高的作品”。今天看来,这段话也未必很严密,但它所强调的“教育者必先接受教育”,先做人,后作文的精神却是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学的一条重要规律。正如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告诉我们的:“‘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有容乃大、天欲则刚、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大凡伟大的作家、艺术家,都有一个渐进、渐悟、渐成的过程。文艺工作者要志存高远”,“作家诗人要随着时代生活创新,以自己的艺术个性进行创新”。我们在陈忠实的全部文学人生、文学道路上,我们看到的正是他志存高远,渐进、渐悟、渐成不断提升自己的过程。以陈忠实为榜样,向陈忠实那样生活、学习,在不断自我否定中前进,正是我要求我自己,也是希望更多的作家艺术家像他那样努力的。

努力讲好“白鹿原”的故事

  赵安(西安光中影视有限公司董事长)

  和陈忠实老师的交往,是因为拍电视剧《白鹿原》。断断续续十五年,陈老师生病后,一直说等他好一些,去看望剧组,去世前曾答应等他出院后看看片花,如今这些都成了遗憾。我们只有努力做好《白鹿原》电视剧,作为对陈老师的最好纪念。

  电视剧《白鹿原》前期拍摄已于2016年1月2日在北京顺利杀青。拍摄周期227天,后期制作已在2016年10月10日基本完成。目前正在送审中。同期我们拍了一部纪录片,采访编剧申捷时,他拒绝了。至今拒绝了一切采访。他说,我特别忐忑,如果电视剧出来大家反映还行,那是陈忠实老师的功劳,众多演职人员的努力;如果大家不满意,我说什么都没用,我现在就是诚惶诚恐,等候审判。我想这话也代表了我现在的心态。

  《白鹿原》项目因为经历时间太长了,不少朋友认为我们已经错过了机遇:如果在《关中匪事》以前拍摄,轰动没问题,如今民国题材已经烂大街了,火的是民国偶像剧,几乎不接地气了;《白鹿原》作为一部农村剧,不要奢望太高;要有叫好不叫座的心理准备等等。所以是骡子是马,还得上市场溜溜之后再看。

  电视剧《白鹿原》因为陈老师原作的巨大吸引力和影响力,在投资、拍摄、销售等等环节都得到了各种支持和资源配合,中宣部及国家广电总局、省委宣传部、省广电局等单位领导多次关怀、视察、指示,要求确保把《白鹿原》拍摄制作成为一部精品史诗大剧。这些形成了大势,鼓舞了信心,剧组全体演职人员对创作拍摄投入了极大的热情。

  会上讨论,私下谈心,大家议论最多的还是能不能认真的反映这一段历史;能不能让大家看到那一段风云变幻中关中人的鲜活的生存状态;被中国传统文化浸淫千年的生态环境,究竟有没有他独自具备的艺术魅力;能不能一切从生活中来,能不能拍出来不挨骂等等。得出来的答案是,我们只能踏踏实实讲好故事,力求用影视还原这一段历史,有陈老师这一部巨著垫底,我们应该充满信心。传统丢失得久了,也会重新成为时尚,相信老百姓的眼睛。举个拍摄中例子,当时剧组在研究小脚女人如何走路,就看了大量的资料,小脚无法复原,但走路的姿态可以模仿,照样婀娜多姿,别有一番风韵。现在看来,从开篇傻子二逗“吃饱了喝涨了,和皇上他大一样了”的秦腔吼唱开始,秦人秦风秦韵,原汁原味,踏实朴素的表演,波澜壮阔的故事,呈现很让人欣慰。至今过去近一年了,《白鹿原》剧组的创作氛围还被业内津津乐道。

  电视剧《白鹿原》进入后期制作时,陈忠实老师去世了。剧组人员化悲痛为力量,为此定了精心制作每个环节、动效、音乐、画面、特效,作品力求精益求精的原则,在资金、时间、人力物力上都给予了最大的支持保证,作为对陈忠实老师最好的纪念。

  现在应交稿送审了,我们在等待评判。回想起整个过程,觉得习总书记的话还是说到了根上,想做一部好作品,首先,创作团队应该具有充分的文化自信。坚定了文化自信,行动才会更有底气。

作家的生命

  ——记与忠实的一次谈话

  畅广元(著名文艺评论家)

  陈忠实是我十分敬重的一位作家,他的去世我的悲痛心情持久而又沉重。在一段时间里,他的音容笑貌时不时地总在头脑里显现着。似乎他就在我的身边:吸着他喜爱的雪茄,谈着他对生命体验的理解,讲着他对中国农民命运的关注和希望。他还是那样严肃、深刻,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一段足可穿透历史烟云的话语,还有那副令人过目不忘充满沧桑感的面孔……我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耳朵里回荡着他在电话里的声音:“你千万不要再来了,待我好了,咱们再见面!”

  忠实在世的时候,我们相处得很亲密也很理性,彼此很少开玩笑,可一旦谈起文学,尤其是谈起他的创作,那种真诚和坦率足能让两人的心紧紧贴在一起。记得我撰写的《陈忠实论》书稿他看过不久,两人在他的故居有一次关于他创作的对话,中心话题是他提出的心灵的剥离问题。

  我问他:作家的思想转变是常有的事,你为什么挑了一个“剥离”的词?

  他说:“剥离”这个词对我的文学思想的转变来说,既形象又准确。先前非常真诚地接受了的一些理论观念,后来意识到它的某些不准确,某些与文艺规律有所抵触,这不能像东西那样说丢就丢了那样完事。大凡心灵真诚接受了的东西,非得自觉地理性地也不乏痛苦地去清算它。“清算”一词虽然批判意味重,却不足以说明我当时的真实感受,只有借用“剥离”这个词,才能表达我当时除旧布新的感受。“剥离”不好受啊!情感很复杂,心灵的那个疼痛啊,你们搞理论的可以想象,却无法体验到用新的真诚取代旧的真诚时的那种精神飞跃时的痛苦与欢乐。当然,疼痛过后的自我欣慰感也是一种真正的动力。

  忠实说这番话时不是那么顺畅,一边回忆一边一句一句沉稳地说着,我能感觉到,他完全沉浸在当年剥离的情景中了。沉默了一会儿我接着问道:今后还会有这样的剥离吗?

  不好说。“剥离”对我来说,是一种自我反思后的需要。如果换一种说法,一个作家要对自己的创作保持清醒自觉的状态,总是要对一些影响创作健康发展的东西进行清除,这也可以叫做“剥离”,只是与我刚才说的那种“剥离”性质不同罢了。我刚说的“剥离”其实是一种文学观念的更新。

  能否将你的这种精神飞跃式的“剥离”视为一种普遍现象?

  首先不能这样说。“剥离”是我个人的创作历程中出现的具有个性特色的东西。其次,可以这样考虑,因为一个作家的创作道路大都不是那么笔直平坦的,有成功有失败,有顺畅有挫折,总要认真思考和总结,总要丢弃一些自认为不利于创作的内在的和外在的东西,不这样就不能真正进步。把这种“丢弃”称作“剥离”未尝不可。

  你觉得经过这番认真地“剥离”后精神上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说实话,我觉得我是一个作家了。我觉得我把文学当做自己毕生所从事的事业是神圣的。为此我必须有属于自己对人生的认识和思考,必须认真学习和接受我认为是正确的和文学规律相符的理论,必须大量阅读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这后一点:阅读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让自己的生命在大师的文学作品的熏陶下像一个作家的生命。用你经常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成为文学创作的主体……

  打断你一下,你刚说的“像一个作家的生命”是什么意思?

  作家的生命和一般人的生命其实是一样的,都要吃饭穿衣做事娶老婆生娃,唯一不同的一点就是作家毕生关注的是人的心灵,人的命运。为此,作家的思想情感始终不能脱离人民,要真诚地热爱人民、尊重人民、真心实意地想人民之所想。我久居农村,农村的风云变化,让我深刻地意识到人民的伟大,懂得了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动力。作家要做的事就是把自己真正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文学化:形成动人的故事后再艺术地传达出来与广大读者交流。这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求真,创造以人民为中心的艺术真实。现在社会上虚假的东西不少,求真不容易!求真要不惧怕、敢对历史负责、敢把自己笔下的人物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真实的心理活动生动鲜活地呈现给读者,让人们知道历史的真相。千万不能回避不能绕着走更不能遮掩。如果作家们作起假来,那我们这个民族的命运就不堪回首了。

  我听忠实说这番话的时候心情非常激动,可他却很平静。这显然是他反复思考过的问题。

  我俩沉静了一会儿,他点着了雪茄说:要不要到院子转转?我们来到院里,他给我说着院里的一些果树各是什么时候栽的。然后带我到一间小屋,指着一个低矮的小圆桌说:《白鹿原》就是在这张桌子上写成的。我随即就坐在桌边的小凳上,顿时两腿蜷曲得难受,可忠实居然能蜷曲那么长久的时间,为了文学的那种生命力是何等的顽强啊!当他拿出《白鹿原》的书稿让我看时,我被书稿写得那样清秀整齐深深震撼。望着他那谦虚的神态,情不自禁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忠实啊,我相信读过《白鹿原》的人们,很难想象到中国当代文坛上的一座高峰就是在这样一个小圆桌上构建起来的。真难为你了!

  我和忠实的眼睛都湿了。我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我们的心紧紧贴在一起。静静地静静地,只听见屋里小闹钟的嘀嗒声。

作品屹立 精神永存

  周瑄璞(太白文艺出版社编辑室主任、青年作家、“百优计划”人才)

  转眼之间,陈老师已经离去半年,可他好像一直还在我们身边,他的精神一直感召着陕西文坛。

  陈老师善良耿真,淡泊名利,他一方面有人生大智慧,对社会与生活看得透彻,对文学有着深刻理解和领悟,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另一方面又有着跟他年龄不符的天真和质朴,常常对一些社会上发生的奇怪事情感到惊讶,“哎呀,咋能是这样子嘛?”我们至今还记得他栩栩如生的表情。这证明在他内心,始终有非常牢固的,做人应该遵守的信条,而是这个社会上时常出现的不断突破底线的人和事,让他常感到不解和痛心。

  成功有两种,一是通过努力,达到自身的成功,飞黄腾达,名扬天下,光宗耀祖;再一个是在此基础上,回报社会,惠及他人,用自己的人格影响他人,尽量多的帮助别人,从而赢得世人的赞美和尊重。陈老师就是这两种成功都达到的人,他有尊严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去世时,有网友说,要死,就像陈忠实那样死去。

  今年,有出版社策划一本书名叫《美丽乡愁》,每省找一两个作家,写当地一个乡村的风貌。我负责写白鹿原的风土人情。当我在百度搜索上,试图查一下白鹿原这个地名时,所出现词条,却都是关于小说《白鹿原》及影视剧的相关内容。这充分证明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为了完成这篇五千字的文章,我与家人中秋节那天再次驾车去往白鹿原上。道路两边,处处可见《白鹿原》电视剧、电影及华阴老腔的巨幅海报,与其有关的仿古建筑正在建造。斯人已去,可是他又无处不在。白鹿原用这种方式纪念她最优秀的儿子。之后,我用《一座原,一个人,一本书》为题完成了这篇文章。

  陈老师很关心年轻人的写作,和我们在一起谈得最多的就是文学。记得十多年前刚认识时候,他推荐我读一本书,我说,好像看不懂,读不进去。他仰起脸,宽厚地笑两声,不再说话。我突然很羞愧,知道他那笑的含义,你真要想写出大作品,这些东西不读,怎么行呢?

  陈老师也很理解年轻人的不易,前几年总有人说陕西文学断代,他就很客观地说过,文学大环境不同了,现在年轻作家要冒出来,确实比过去艰难了。

  陕西文坛,一直以长篇享誉全国,素有“三棵大树”之说,当然,也有年轻作家觉得受到压抑,“三座大山”的称号由此而起。常有青年作家抱怨,我们出不了头的原因是,大树太多,太大,遮住了阳光与水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们出不来的原因,还是我们写得不够多,不够好,不够努力,缺乏前辈作家的吃苦精神和坚定信念,以及深刻思考。

  我想,我们年轻一代的写作者,很多很多,都在暗自使力。我相信,在陕西省委宣传部的正确领导下,在省作协的大力扶持下,在陈老师精神的感召下,青年作家不懈努力,假以时日,我们定会拿出无愧于“陕西制造”这个品牌的好作品。我相信,文学重镇的新篇章,会有人续写,陕西文坛的这面大旗,一定会有更多的人举起!

陈忠实的文学遗产

  李震(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陈忠实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快半年了。我一直未敢轻易去写一些有关怀念他的文章,只是在他逝世一个小时之后,在主持中国西部影视论坛时,提请400多位与会者全体起立默哀致敬,并在当天写了一副挽联,以志哀思: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白鹿原上写春秋;

  百年著述,万世英名,文学史里铸精魂。

  今天,当我们坐在一起纪念这位令人尊敬的已故作家时,特别是这几天连续审读电视连续剧《白鹿原》之后,我觉得应该到了写一点有关陈忠实先生的文字的时候了。

  我觉得我们首先应该反思的是,陈忠实先生作为一位作家,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文学遗产?

  一、扎根大地与悲悯生民——一位顶天立地的作家

  说一位作家顶天立地貌似过誉了,但我觉得说陈忠实却恰如其分。陈忠实所立足的大地,就是他所书写的这块古老的土地,就是他所讲述的祖祖辈辈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的农民,以及他们艰辛而悲苦的生存境遇。在陈忠实生存的70多年中,至少有50多年是在白鹿原上度过的,他和原上的父老一起劳作,一起悲欢,一起听秦腔、抽雪茄。他将自己的文学之根深深地扎进了这块厚重的土地。陈忠实头顶的天空便是他对老百姓生存命运的关切和悲悯、是他对人性和生命的追问和领悟,是他的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这一切都熔铸在了他对文学的神圣追求,对文化的反思与批判之中。唯其顶天立地,才有了《白鹿原》中史诗般的咏唱,才有了一部民族的秘史。

  二、文品与人品的统一——知行合一的典范

  昨天,我与邢小利先生在审读电视剧《白鹿原》时,还在讨论知行合一的问题。其实陈忠实先生就是一个知行合一的典范。对陈忠实来说,知行合一首先表现在他文品与人品的统一之中。陈忠实的文品和人品共同为我们呈现出一种与他的名字一样的品格:忠厚与诚实。

  要做一个忠厚、诚实的人尚且不易,而要坚持一种忠厚而诚实的写作就更难。因为我们看惯了作家、艺术家文品与人品的分裂,看惯了那种用华丽而伪饰的文字去装点自己残缺人格的情景。陈忠实先生不仅忠实于他所热爱的土地和人民,忠实于人民的生存现实,忠实于家人、同事、朋友、晚辈,而且忠实于他的写作,忠实于他对自己作品的认识与评价。《白鹿原》的诞生正是他基于对自己以前写作的一种诚实的反思,一种自我否定和自我颠覆,基于他诚恳而虚心的学习和阅读、调查与研究。同时,他的作品和声名之所以广受敬重,他的离世之所以引发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全社会的关切和哀思,正是由于他文品和人品的高度统一。如果他没有能够实现这样的统一,如果他的人品高于文品,或者文品高于人品,绝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奇观。

  三、多种传统的汇流——中国乡村小说的集大成者

  在我的阅读视野和学术认知中,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成就最高的领域就是乡村小说。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乡村小说大致形成了三大传统。即: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化批判传统;以废名—沈从文为代表的诗意浪漫传统;以赵树理—柳青为代表的史诗传统。而陈忠实的《白鹿原》汇聚了这三大传统,成为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小说的集大成者。《白鹿原》既有站在现代知识分子的主体立场上的文化批判,全面反思了沉淀在关中农村社会的儒学—关学文化传统,以及中西文化在白鹿原上短兵相接的交锋,从而延续了鲁迅的文化批判传统,又焕发出了大量富有诗意和浪漫气质的叙事光彩,从而延续了废名—沈从文的诗意浪漫传统,更能够以史诗般的气韵与恢弘去观照和咏唱一个民族的秘史,在更高的视角和全新的时代延续了赵树理—柳青的史诗传统。

  正是这三大传统的汇流,决定了《白鹿原》作为中国乡村小说集大成者的文学史意义,决定了陈忠实先生作为经典作家的文学史地位。

  四、中国问题与世界视野——“中体西用”的文学实践

  从上上一个世纪的后半叶开始,中西文化的融会与碰撞,便成为中华民族实现现代转型的核心问题。而对中西文化在这一融会与碰撞过程中的主客体关系,形成了多种不同的理解、观点和做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洋务派思想家们提出的“中体西用”之说,即以中学为主体,以西学为客体,以中学为根本,辅之以西学的技术、方法和富强之术。这一观念后来经过以陕西籍学者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思想家们“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倡导,再到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呼声,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我认为陈忠实先生的写作是“中体西用”在文学领域中的重要实践。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立足于中国问题、中国体验、中国故事、中国精神,又在叙事方式上吸纳了大量来自苏俄、欧洲,特别是拉美小说的经验,表现出广阔的世界文学视野、艺术融通能力和文化包容性。

  正是这种“中体西用”的立场,这种立足中国问题打开世界视野的原则,这种将中国故事与世界上最先进的讲故事的方式相结合的做法,决定了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成为一部跨国界跨民族传播、跨媒介传播的文学经典。

  这便是我对陈忠实先生为我们留下的文学遗产的初步认识。

儿子眼中的父亲

  陈海力(陕西广播电视台记者)

  我的老家西蒋村是白鹿原下的一个小村子,我的童年就在这里度过,那时的农村家家都差不多,都很贫穷,从五六岁开始记事起,父亲就一直是周一骑上自行车去上班,周末才会骑着自行车回来,而每次回来父亲的包里都会有一两个面包或者几根麻花,这些食品对于生活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的孩子来说,无疑是最美味的食物,以至于后来每到周末的下午,我都会和姐姐去村口等父亲。其实那都是父亲用平日省吃俭用节约下的钱买的。后来父亲回忆起这些,他说他再难也不愿看到我们因为没有看到面包而失望的眼神。

  父亲一生都在苦苦地追寻他的文学梦想,但他从来没有因此而忽略了他的家庭责任。在父亲年轻的时候我们家里更贫穷,甚至因为没钱交学费而休学一年,最终没能考上大学。没有进入各高等学府也是父亲一生的遗憾,所以在对我们姐弟几个的教育上,父亲总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创造好的条件。1980年父亲调到灞桥区文化馆工作,他刚一安顿下来,就把在村里上小学的大姐转到了教学条件更好一些的灞桥镇上,而他一个人一边要忙单位的工作,一边追求着自己的文学梦,一边还要照顾姐姐的生活起居。

  父亲是一心想要我们都考上大学,但对我们的将来却从不做规划,甚至都很少教育我们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现在想来,父亲这一生都在用自己的言行给我们诠释做人的道理。甚至他自己就像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时刻用他那颗敏感而深沉的心观察着我们,只要不出格,你们就自由地成长。

  在我的孩子即将上小学时,我希望父亲能给孩子写上一些寄语,结果一周之后,父亲写出了五个字:“更上一层楼”,母亲看了还开玩笑地对父亲说,你这么大一个作家,憋了一周就想出这么一句平常的话来,父亲只是嘿嘿地笑。其实我理解,父亲对他的孩子都一贯如此,更不会对他的小孙子成长做出什么具体期望。

  父亲一生都恪守节俭,他从来都不会计较也不会关心什么名牌奢侈品,衣服只要穿着得体舒服就行,甚至还坚持着再旧的衣服只要没破就还继续穿,这也就让很多人戏称父亲为文坛老农,但父亲有一个常年坚持的习惯,就是每天出门前都会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把自己收拾得精精神神,绝不允许自己的样子看上去邋里邋遢。用父亲的话说,就是人可以穷困,但不能潦倒;衣着可以朴素,但不能窝囊。

  父亲的学历只是高中毕业,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完全是凭着自己内心对文学的执著和骨子里的坚韧。父亲很少跟家里人说他在创作道路上遇到的困难和艰辛,一是怕家里人不理解,也怕家里人为他担心,他一直在默默地坚守着。《白鹿原》的出版不仅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我们家窘迫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观,但父亲却和之前几乎没有变化,依然低调、沉稳、内敛,依然觉得最享受的时光就是一个人没人打扰静静地看书。

  父亲喜欢安静,父亲也爱热闹,许多人都知道我父亲是一位铁杆球迷,但凡西安有足球比赛,父亲都会去现场观看,而且从不愿意坐主席台,原因只是因为坐在主席台上太过拘束,他喜欢和球迷一起喊一起叫一起手舞足蹈,父亲有许多朋友就是在看球的时候认识的。

  父亲一直不会用电脑,也不懂上网,有时候我们在网上看到一些关于他的作品的评论文章,都会说给他听,有赞扬的也有批评的,他听完觉得说得不对的只是嘿嘿一笑,既不评论也不反驳,如果是他觉得说得对有道理的,都会要求我们把文章从网上打印出来给他,自己再仔细阅读。

  父亲的生活十分简单甚至是清苦的,在我们眼里他和这个世界上所有普普通通慈祥和蔼的父亲没什么两样。但他的精神世界却是异常得饱满,对文学的执著早已融入他的血液,即便是在被病痛折磨的最痛苦的时候,他都没有放下手中的书本。

  父亲的病是去年4月份确诊的,在与病魔抗争的一年里,他不忘初心、乐观平静,与闻讯前来探望的各级领导和各位文友谈笑风生。今年4月29日,病魔还是夺去了他的生命。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父亲的离世,在陕西乃至全国竟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影响,从国家领导人到省上领导,从亲戚朋友到普通读者,纷纷用各种方式表达了对父亲的敬意和哀悼。我想父亲的在天之灵如果能感知到这一切,他一定会觉得欣慰的。

  而我们作为家属在感动的同时也诚惶诚恐,父亲留下的不仅仅是一部厚重的白鹿原以及众多的文学作品,更重要的是留下了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朴素的精神品质,我们将用一生的时间来学习和发扬,将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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