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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城市精神

文章来源:文艺报 | 刘诗宇 谢尚发 陈润庭 陈泽宇发表时间:2020-11-18

  现当代文学史上已有的经典之作,大多书写乡村。即便《子夜》《骆驼祥子》这样的作品,也多少有些站在乡村看城市的味道。很长一段时间里,乡村经验在道德和艺术上有着天然的“优越性”,研究者和读者很容易将文学的衰落和从乡村向城市的转变联系在一起,并尖锐诘问:为什么中国当代的文学,处理不好当下尤其是城市生活的经验?

  这个诘问暗示着,相比其他艺术形式,文学有责任率先并且准确地指出当下生活中的“关节”,发现哪里有精妙的故事性,塑造出吸引共情的人物形象,如果做不到,意味文学没能理解时代。然而,隔上二三十年,谁都有理由说上一句:“大人,时代变了。”影视综艺、短视频、动漫、游戏早就没过了文学这块滩头,占据了大多数人的休闲生活。今天的人们感知时代的途径远比上个世纪丰富,否定文学很可能由于盲视,优秀的作品也很难走出小众的圈子。同时,追求文学层面的都市精神,很可能进入“骑驴找驴”的困境,我们大规模进入城市生活后,才对乡村文学的关注和认知明显上了一个台阶。相形之下,今天的文学中有没有城市精神?它和欧美文学或日本文学中的城市精神是否有本质差异?理解这些问题其实也需要时间和氛围上的“距离感”。

  本期专栏我们邀请到了谢尚发、陈润庭、陈泽宇三位青年观察者,他们的文章着重在青年文学的范畴内,探讨文学与城市精神这一充满矛盾和张力的话题。

  ——主持人 刘诗宇

  当青年遭遇城市,或文学如何书写城市

  谢尚发

  谢尚发,文学博士,现供职于上海大学文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兼及文学创作

  中国当代文学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形成了一个怪癖——不断地以推陈出新的方式来彰显当下文坛的繁荣景象,不但各种思潮、流派层出不穷,“代际作家更迭”现象更是成为重要推手。“80后作家”群体的出场已经带有造势的嫌疑,到了“90后作家”,这一套成熟的“造人机制”更是变本加厉。相对于这种“外延式的文学繁荣景象”,“内涵式的文学本质建设”则一直被延宕,甚至被忽略。加之最近一段时期,“城市文学”也再度跃为热点话题,关于城市风物、城市写作等的讨论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从这一角度来观察“90后作家”应该是一个有效的切入口——当青年遭遇城市,意味着“外延式的文学繁荣景象”遭遇“内涵式的文学本质建设”,拷问的是一代人如何书写城市,检验着他们文学实绩的成色。

  文学书写城市成为当下关注的焦点,与中国近20年来异常迅速的城市化历史进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城市与城市化进程,恰好成为作家们创作所遭遇的时代、社会与现实。一个真正沉思的作家是应该直接面对自己的时代,去关注社会和现实所提出的种种难题,因为对于文学而言,关注即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解决。城市书写一跃而为“90后作家”们的历史任务,便从属于这一文学和历史的规约。就20世纪中国文学而言,城市文学的发展与乡土文学相比,是过于欠发达了。从近代《海上花列传》等开始,城市写作的艰难起步与城市化的历史进程成为“难兄难弟”,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了巨大的城市化变革,文学似乎始终在原地踏步。历史任务既然已经出现,“90后作家”如何应对,自然就成为题中之意。

  披览最近创作的小说,为避免泛泛而谈,李唐的《记得》、宋阿曼的《白噪音》、王苏辛的《绿洲》以及夏立楠的《记忆陷阱》,甚至出生于1980年代末小珂的《审判者》,尽管并不是他们最好的作品,但作为观察“90后”城市书写的一隅,恰能反映出其中可资观察的诸多线索。《记得》聚焦一个“城市漫游者”,书写他一天之中在城市中漫游之时眼前的印象与记忆的交织,形成了一个当下与过去的映照关系,一种荒芜、凄凉又莫衷一是的复杂感情氤氲其中,把现代都市人的心态和盘托出。《白噪音》偏向于“城市知识者”的日常生活,哪怕寄居于城市,他们也在追求着各自的文化梦,小说中从音乐到绘画,从巴赫到达利、梵高、毕加索,从无伴奏组曲到《大师与玛格丽特》,编织出一幅庞杂的文化图景。小说中的人物与其说是知识的贵族,不如说是时尚的小资化占有者,成功地把文化时髦化,消费文化并进而以此打造自我。夏立楠的《记忆陷阱》把叙述地搬到国外,讲述的是小说创作者与阅读者之间阴差阳错的误置关系,城市一变而为文学。

  务须赘述更多小说的内容,观察这些“90后作家”的小说创作,可以发现,写作者偏重于“城市感觉”更胜于城市本身,而“城市感觉”几乎都被庸俗化地转为“个人感觉”。无意间的顾影自怜、莫名可状的失落困顿、遥不能知的生活终点……几乎构成了这种感觉的主要基调,甚至可以用“情感的无所事事”来应对这种小说气质。沉陷于城市生活的表面而无法窥探背后的城市内核,流连于城市造成的个人感觉而不能自拔,几乎是这类写作的通病。鉴于此,对城市的认识几乎无一例外都停留于城市风物的表面——高楼大厦、繁忙的地铁公交和拥堵的交通、各种小资的文化空间如咖啡馆和电影院之类,由于对自我关注而导致的细节膨胀和无法深入到城市风物背后去领会城市精神及其文化本质,导致了“90后作家”们的城市书写浮皮潦草,也造成了他们不可避免的“同质化”现象。《记得》叙述上与《尤利西斯》有异曲同工之妙,却缺少那种对现代人内心苍白甚至心理变态的一针见血式书写,陈涤与布鲁姆,甚至和波德莱尔笔下的游荡者一样,但后者通过街道、橱窗探视到现代人和现代社会的隐秘本质,陈涤则停留于天桥、80年代的老建筑、各种车辆等而毫无进展。如果排除那些文化要素,《白噪音》几乎与《记得》差不多,对城市都是“印象式书写”。寄居于城市的众人,他们内心的隐秘与城市本身的要义,其实是构成城市文学的重要部件,却在当下的城市书写中销声匿迹。

  也许对还处在文学起步阶段的“90后作家”提出如此要求,无异于苛责他们。让他们一出手就能达到《巴黎圣母院》《恶之花》《尤利西斯》的高度,本身对他们来说就是不公平的。但捕捉城市内在的脉搏跳动,真正进入城市的场域来书写城市,最起码应该成为他们自觉的追求。无论与城市发生如何的关联,至少以城市为故乡的人和城市的外来者,应该能够看到城市不同的面相,对城市生活的本质进行思考,对城市所塑造的人物进行惟妙惟肖的刻画,即便是城市风物也应该是巴黎圣母院耸立在街头,展示商品的橱窗透过游荡者的目光看到现代社会的资本罪恶……它们应该成为城市的文化标志物,而不是构成城市的附属物,甚至是城市的衍生物。城市借由风物和人物来表达自己,作家也应该借助风物和人物来看透城市,从而提供关于城市的深层次思考。城市不是城市文学的故事背景和场地,也不是为人物提供临时住所的空间,城市是其自身,是有着独特思想和性情的存在者。当北京和上海在文学中无法辨认其独特个性,上海与广州又同一面容,那么就可以宣称,我们的城市文学书写,不是书写城市,我们的城市也只是为文学提供题材罢了。城市书写,作为历史赋予一代作家的时代任务,确实仍任重而道远。

  城中巨象何处去

  陈润庭

  陈润庭,1993年生于广东澄海,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随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如何书写城市经验,凸显城市精神,日渐成为当下中国文学的热点问题。作为一种基于反映论的文学想象,城市文学是对未来合理的召唤。但可惜的是,批评家们似乎一直未在当下的青年创作中,发现当代的“波德莱尔”。不同于高晓声、路遥等上一辈经历“进城”的作家,时下许多青年作家生于城市,长于城市,城市之于他们自然也构不成爱伦坡式冒险的乐园。另一方面,城市也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当代中国的一线城市与19世纪的巴黎不可同日而语,它如一头未知的巨兽,其硕大的身形,复杂的身体构造,对每一个企图以文学的手术刀解剖城市的创作者,都提出了经验处理与技艺创新的时代难题。

  在历史上,城市的出现曾经为小说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小说的兴起之所以成为可能,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劳动分工”。劳动分工带来了“剩余”的空闲时间,创造了阅读小说的读者阶层,“小说家所描绘的当代生活中的人物、态度和经验的差异越显著,他的读者就越感兴趣”。劳动分工造就了城市生活相对隔绝的生活方式,养成了好奇的目光。在这一层面上,文学阅读作为一种隐秘的实践,同时满足了人类欲望中对私人性与公共性的双重渴望。经验的隔离与分化,让每个个体的经验都具有了被记录与观看的价值。

  面对庞杂无章的城市生活,我们需要一种巧妙的隐喻法,绕过现实主义的反映论规则,以局部代表整体,借有限指向未知,刺穿城市厚厚的皮肉,直达其精神心脏。而从王威廉的《城市海蜇》、李唐的《动物之心》以及马亿的《金鱼——致LY》等一系列青年作家的近作,都可窥见当下青年一代处理城市经验、捕捉城市精神的动态趋向。这些以城市为书写背景的小说都将动物作为最重要的意象来书写。因而,解读这批作品的关键,在于剖析动物这一意象背后的叙事逻辑,从而探明当下青年作家书写城市的困境与策略。

  《城市海蜇》的叙事始于摄影师孔楠收到一张印着海滩和海蜇的明信片。寄件人是发小张锋曾经的女友文樱。为了寻求真相,孔楠决定赴深圳与文樱见面。随着叙事的推进,真相却愈发扑朔迷离。究竟是文樱去世后,对过往生活产生厌倦的张锋决定通过整容化身为女友,并以后者身份继续生活,抑或死者文樱承受不住男友(张锋因急性胰腺炎去世)离去的悲痛,便以身份易容的方式,乔装打扮成张锋的化身?依靠成熟的不可靠叙事手法,王威廉让真相在波澜重叠的叙述中不断地被推远,但却不曾消失在读者的视域之外。“城市海蜇”也同样是捉摸不定的,它漂浮在海面上,没人清楚,它们究竟是真实存在的生物体亦或只是一堆人造的白色垃圾。城市海蜇与张锋、文樱和孔楠的故事,具有高度的精神相似性。“大海是世界上最大的镜子”,借用这种城市海蜇,王威廉找到了当代城市人苍白的精神状况的最佳隐喻。

  如果说《城市海蜇》是以未来的向度构成了对城市精神的追问,那么李唐的《动物之心》则是对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中人的异化主题进行改写。这篇小说的氛围与叙事者设置有着存在主义文学的影子。“他”无名无姓,被最大限度地隐去了社会身份,成为最多数人的代表。他受雇于老板,被委以照顾被饲养在天台上各种动物的任务,如同《局外人》的莫尔索,对外部社会有着深深的疏离感。除此之外,他对其他事情都一无所知。生活在城市中的他总是梦见沼泽、丛林与雨水,以至于最后自觉退出人的生活,获得了一颗“动物之心”。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尔化作“动物之形”而构成现代人异化的经典之喻,而“动物之心”对《变形记》的改写则以内化的方式重构了“甲壳虫”这一隐喻。二者的共同点在于,城市中的现代人无法逃脱被规训的命运。当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甲壳虫后,其惊讶感恰恰是人的总体性尚未全然泯灭的情感表征。“动物之心”作为一种主动选择,则意味着异化的危机加深,只有彻底的自我放逐,丧失“人”的资格,才可重获野生的天性。通过对惯常意义中文明与野蛮的价值倒置,李唐戳破了城市文明的假象,描绘出经济高度发达的城市社会中的精神荒原。

  马亿的《金鱼——致LY》同样聚焦于城市中的青年个体。小说主人公是一名北漂的编剧。剧本卡壳、令人心烦意乱的同事,北方的干燥与柳絮纷飞令“我”饱受鼻炎之苦。为了缓解干燥,“我”“继承”了上一位租客留下的金鱼缸,装上了水摆在枕边。后来“我”受到小紫猫的启发,在金鱼缸里养金鱼。随着小紫搬走、柳絮季节过去,金鱼死于黑夜之中,生活重回到原有的轨道之上,什么也没发生过。与《动物之心》相同的是,“我”借着猫的“动物之眼”发现了自身生活的缺失(金鱼缸里应该有鱼)。金鱼在小说中是审美需求的化身,借着金色的尾巴,马亿的叙述搅动了生活的一潭死水。在城市青年贫瘠的生活之中,似乎一切都是无意义的日常,不能深究,而金鱼承载的正是日常审美的贫瘠,及其消亡的命运。

  以上三篇小说都以城市中的动物作为都市精神的隐喻,但其形塑隐喻的方法却展现了这三位作家不同的小说笔法与取径。王威廉凭借一种“未来诗学”来弥合人造物与动物之间的生命界限,向读者展现了一幅苍白可怖的精神景观;李唐接续了现代主义文学传统,对人的异化主题进行富有当代意义的改写;马亿则以细密的叙事针法逼近现实,展现审美需求在城市生活中的命运,展现当代城市生活的无意义与琐碎。城市之于青年作家既是日常生活的场所,也是故事发生的策源地。城市高速发展之下迸发出的崭新经验,正如城中奔跑的大象,撞进每个路人的眼里。当下城市文学书写的难点,依旧如何恰到好处地处理城市经验。乞灵于诗歌的经济修辞法,以动物为喻,能将庞杂丰富,难以理清的城市经验充分形象化;以动物为喻的本身也隐含着对城市人精神生命力消失的担忧。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动物与城市之间由于生命感而产生的对立与突兀,是这种动物隐喻能够带给读者惊讶的审美效果的基础。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审美效果会因为重复的使用而渐渐磨损,最终丧失叙事效力。当代的作家如何凭借更新的艺术资源与技艺,击中这城中飞奔的巨象之心,我始终保持期待。

  精神原乡与未来图景

  陈泽宇

  陈泽宇,1995年生于山东济南。现为中国作家网文史频道编辑

  2018年之前,还在鲁西南的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县城里读书的我,微信通讯录里只有20多个好友,购物使用钞票,阅读就去书店,最多从当当网购,浑然不知现代化的大都市里“移动支付”“知识付费”“共享经济”已经蔚然成风,那些综合了语音消息、奇异表情包和视频通话的跨平台的手机通讯APP对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来说意义甚微,我们更熟稔的是短信、电话、邮件,或者早已用惯的qq电脑版,而“股市”“金融”“资本”这类耳熟能详的时代“旧词”事实上也和一个工薪家庭相去甚远。

  当我选择北上到北京工作,父母认为我进行了一场背离家乡的出门远行。隐约能感受到的,是浸淫儒文化的长辈对“父母在,不远游”的朴素信奉,以及对于我“游必有方”的深刻怀疑。我知道,尽管父母都在城市出生、成长,从未经历通常意义上的乡土生活,但乡土中国的强大惯性仍在左右着市民社会的生活与审美偏好。其实,京鲁两地的地理距离并不算远,高铁通行仅两小时。2018年春节后,我拖着行李箱在北京街头寻找合租小屋时,形形色色的行李箱轮子形成了我对这座城市的第一记忆:那些磕磕绊绊和轻重缓急的不同声响,都是一个个带着不同情绪的城市故事。但在地下等候地铁的一瞬间,我发现每个人的影子都分成两份,同时出现在车厢门和屏蔽门上,前者一闪而过,后者岿然不动,这种摇摇晃晃的影像又似乎让所有的故事重合且一致。这是真实的,还是虚无的?

  之后一天,仍在北京,公交车上一位北京中年女性突然和周围人吵起来,起初因为车上颠簸拥挤,后来逐渐开始大骂“外地人”抢夺北京人生存资源。慢慢地,她从怒气冲冲变得情绪低落,她开始一边哭泣一边诉说自己的经历。家住北京城,拆迁不给房子,钱被贪污了,公公婆婆一个老年痴呆一个下不了床,她想打官司法院说要调解,然后没了下文,她去上访,赶上交通管制,心里难受,这才破口大骂。一段让人心疼的经历,但并不罕见,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车上人的“笑”。那种旁观看笑话的笑,同乘人偶尔相互对视彼此一笑,或是嘲笑,或者啧啧称奇感叹后的嗤笑,甚至有听得高兴了说“真带劲”的狂笑……我想做些什么但并没有。更为讽刺的是,这一天我的目的地是新文化纪念馆,参观五四运动百年展。

  回顾以上三段,似乎游离于“文学”话题之外了,但我觉得必要,因为它确实是此刻“城市”这个词刺痛我的三片记忆。这和AI智能、人口迁徙、异托邦、例外状态、中产阶级、算法霸权、小布尔乔亚……更多参与构建“城市精神”讨论的常见字眼似乎都关系不大,但却富有生活实感,这是宏大历史进程背后的投影,又是当下“文学城市”的一块基石。必须承认,理论的大树是常青的,但生活的灰色总能提供更多意外。当然,常能听到有关“城市文学”的批评声音:场景的同质化、情绪的重复、青年作家的自我舔舐,又或者顾影自怜、水中捞月、脱离可堪实践的地方性。不可否认,把“接地气”搞成“接地皮”的写作者大有人在,因刻意设置写作难度而牺牲文学有效公共性的作品也不在少数。但其实不消多说,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济南地下有泉,武汉大江奔流,西安城内的道路宽阔笔直,重庆的交通则复杂得让地图导航失效,“铁西三剑客”的故事在“街道江湖”里不容易发生,潮汕人眼里地图的90%都是北中国。既然三亚的香蕉椰子无法在太原广泛种植,那么要求有一种确定的“城市文学”概念且以此作为衡量作家写作的标准自然也是天方夜谭。而且,难道“乡土文学”也是自足的概念?按照鲁迅先生的话说,乡土文学是侨寓在都市的作家对曾经生活的回望,如果必须是这样,那住在《边城》的翠翠第一个不同意,孙犁和赵树理的创作也难以解释,丙崽没有从某个广场喊出“爸爸爸”。过度执著于某个概念,抑或过度注目于“未完成”的部分,就只是沉迷于自我的想象。

  有幸的是,这种城市中的生活实感正在被作家敏锐地写下,城市化进程中更多未知的侧面和隐忧正在被作家关注。涂自强的一次次失败,汪长尺篡改天命,伪证制造者们的怕与爱,老实街人的骄傲与卑微,王亚丽姐妹的墙头圣像,李选在十字街头的踟蹰,康莲自我选择的两种结局——他们每个人的希望和困境都不相同,以及李唐、阿曼、梁豪、庞羽笔下的从自我求证世界的男男女女,郭敬明、笛安、春树、蒋方舟书写的一颗颗“镀金时代的文学之心”,都潜伏着不同的心跳频率。列举这些跳跃着的“城市中人”,并无意为文学的城市塑像,只是提供一份反证,纵使高楼大厦下埋伏了相似的时代之铁,可文学珍视的总是空气里微弱的吉光片羽。如果评论界总是致力于发现不足,或者坚信21世纪的中国城市写作要全胜于19世纪的域外之城,那多少会忽视一种后起的历史可能性并憾失更涵容的当代红利。要知道,无论哪个时代和地域的写作者,都将通过练习修辞的历史来达到历史的修辞,起步时期的未臻至善并不重要。

  相比之下,或许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信息迭变的今天,越来越多的文艺作品更愿意提供“精神原乡”的景观,打上莎草纸的旧色,而非跨步向前?城市不断被科技改变,日常文学怎样能剖析景观,在抵达“永恒”之前分享关于人生、关于世界的未来图景?城市文学如何为日新月异的城市发展提供一份独特方案?凡此种种,大概是文学受惠于城市历史时需要面对的难题。而我相信,要想破解这些新的“斯芬克斯之谜”,离不开的核心仍是不断反思的诚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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