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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耕往事丨陈贤仲:小院情怀与坚守(节选)

文章来源:陕西作家网发表时间:2020-11-20

  西安文艺评论界的同仁本来关系就不错。拨乱反正时期,相互交流接触的机会更多,任务更繁重。加之在我任评论组长的十多年中,以刊物为中心,联系、团结了一批以高校文科教师、文艺团体专业干部为主的陕西理论批评队伍,这支队伍与以陈忠实、路遥、贾平凹为主的创作队伍,在当时的全国也可谓阵容强大。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胡采向省委宣传部建议成立一个陕西文艺评论组织,于是“笔耕”文学研究组便应运而生。这个小组,是由作协陕西分会领导,由《延河》评论组牵头组织的。最初成员有省市报刊文艺编辑、大学教师、机关干部和基层文学评论工作者十数人,我记得的有刘建军、蒙万夫、薛迪之、费秉勋、畅广元、肖云儒、孙豹隐、文致和以及我们评论组的王愚、李星、李国平和我。胡采、王丕祥同志是我们的顾问。经费主要由作协提供,小组成员也商定抽一部分稿酬予以补充。议定组长由组员轮流担任。首任组长是我们评论组的副组长王愚同志。他年长我十岁左右,本是《延河》评论组的“老人”,“文化大革命”前被公安部门错误地打成现行反革命入狱五年。出狱后先在监狱附设的新生厂上班,后来才又回《延河》评论组。受了这么大的冤屈和沉重打击,身体又不好,工作热情却不减当年,思想相当活跃,文章也写得潇洒。大家关心他的身体,劝他别再嗜酒,可惜这毛病他始终难改。一次在和平餐厅吃饭,他喝着喝着,忽然刺溜一下就躺到饭桌底下去了。我们逗他时也就多了新话题。

  “笔耕”小组是当时第一个以集体形象亮相全国的文艺批评团体。它成立后,在研究当时全国及本地区的文艺形势、活跃文艺思想、繁荣文学创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密集地开展了许多活动,召开了一系列不同主题、不同类型的研讨会。如农村题材创作座谈会,真实性与倾向性问题、文学创作突破与创新问题、现实主义问题讨论会,《创业史》讨论会,贾平凹、郭京夫等人专题作品讨论会,西北中青年作家研究等等。有临时性质的活动,更多的则是有计划、有步骤、经过周密安排而实施的活动。比如说,1984年初夏,为了对西北文学发展尽微薄之力,也为“笔耕”成员提供一次集体练笔的机会,小组决定撰写《西北中青年作家论》一书。事前,专程派李星、李国平二位到甘、宁、青、新四省区征询当地文联、作协的意见,以确定本书研究对象的具体名单,然后分头写作,集体反复研究而后完稿,前后历时一年有余。小组研究的成果,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安排在《延河》《长安》《陕西日报》《西安晚报》等阵地发表和出版,形成一种省市报刊及有关出版社协同作战的格局。“笔耕”初期的那些同仁们,除个别同志逐渐淡出文艺评论队伍,蒙万夫英年早逝,我回到了湖北,其他同志后来都成为陕西乃至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教授和文艺评论界之翘楚。

  “笔耕”的活动,实际是《延河》评论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编辑部总是全力予以支持。作协主席胡采同志的参与,则是其他任何人都不可替代的。他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和很高的威望。早在我到《延河》工作前的1961年夏,由他主持,王汶石、杜鹏程、郑伯奇以及《延河》部分业务骨干参加的大厦会议在西安人民大厦召开,从讨论李若冰、魏钢焰、王宗元、汤洛四位专业作家的创作入手,总结创作经验,探讨艺术规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那颇享盛誉的学术专著《从生活到艺术》,就是这次会议的结晶。也由此而开了陕西作家、评论家两支队伍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先河。这时期,他经常和我们一起活动,在秦岭深山的太白县讨论农村题材创作问题,同样在秦岭深山的商洛地区讨论郭京夫的作品,他以古稀之年,也翻山越岭跟随我们一同前往,在会上一坐就是个把星期。《西北作家论》一书由他作序,实事求是地指出该书的成功和不足。有时在医院里,他还和我们讨论创作问题。有一次他在常宁宫休养治病,李星、王愚和我专门找到那里讨论我们三人合写的一篇文章,几乎花了他一整天的时间。他那忠厚长者兼学者的形象,一直深深烙印在我记忆之中。由于在组织评论队伍,开展学术研究活动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1983年《延河》评论组被评为陕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集体。李星作为代表参加表彰会后带回的纪念品是个小闹钟,我开玩笑说:“你拿着,这是领导指示你抓紧时间好好工作哩!”

  1984年,《延河》主编、副主编不再参加刊物的工作,由董得理、路萌和我三人组成了刊物的领导小组。恰巧这时,路萌病重不能上班,后来还拄上了拐杖。此后一年多的时间,《延河》的领导工作只得由我协助董得理来完成。这期间,鉴于“伤痕”文学之后,小说创作在文坛的地位和影响,评论工作相对落后的局面,李星向我和胡采等人建议另办一个评论刊物,《延河》不再设评论组。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由此《延河》可以多发表些文学作品,评论工作也有更大的独立发展空间。而且,“笔耕”组活动数年,积累了不少经验,其成员也都有这个愿望,办评论刊物,应该是一个很自然的发展趋势。在取得作协有关领导的支持后,我拟了一份报告,经上级批准,《小说评论》于1985年元月创刊。胡采任主编,王愚、李星任副主编。在胡采任荣誉主编后,王愚、李星先后任主编多年。我因在《延河》工作比较忙碌,只作为编委参加了《小说评论》初创时期的一些活动。

  整党结束后,领导决定《延河》实行改革,搞承包制,不仅要提高刊物质量,经济上还要争取在三年内达到自负盈亏的目标。有同志曾试探性地建议我去承包。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说“艰难”,是因为我在陕西生活了那么多年,在《延河》耕耘了那么多年,我热爱这方热土,难舍这份期刊,留恋众多朝夕与共的领导和朋友。可是我深知,事物总是在发生变化的。在人生的旅途上,选择与被选择也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当年我奔赴西安,在湖北一无牵挂,西安却有恋人在等待着我;现在,湖北老家却都有些事情需要我和妻子就近照料。我曾经向作协提出过调动工作的请求,回答说工作离不开,未获批准。趁这次承包的时机,我想再试试,此其一。其二,我感觉一个纯文学刊物,没有财政上的支持,要在三年内自负盈亏,以我的能力,恐怕很难做到,有负领导和群众的期望。我是个很缺乏经济头脑的人,到外面找企业赞助之类的办法,我当时是根本想不到的。第三,我发现有些同志早已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我想,因为他们年轻,少包袱而多锐气,可能比像我这样的“老人”占着那个位置更有利于事业的发展。于是,我找到领导说明了我的去意。胡采、王丕祥同志一再挽留。胡采同志还说,作协想成立一个文艺理论研究室,由我去主持工作。我想,过去没有专门的理论机构,工作尚且可以开展,现在有了评论刊物,何必再因人设事呢。看到我去意已决,胡采同志最后说:你去联系吧,如找到满意的接收单位,你就去,否则,还是留下来吧!

  此后不久,我便调到了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一年后又调到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任职,开始了人生的另一段旅程。我曾衷心祝福《延河》改革成功,也曾对自己说:虽然具体的工作环境与岗位变了,但我仍然定义自己是个编辑,并以此为幸、为荣。建国路7号那座小院二十余年赐予我的操履与禀赋,值得我终生坚守。

  节选自《小院情怀与坚守——我在陕西作协<延河>的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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