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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耕往事丨刘建军:点滴记忆

文章来源:陕西作家网发表时间:2020-11-20

  提起陕西作协,我们便会想到建国路那座安静的小院和那里的一些人。我和他们发生关系是在我大学毕业后。1957年我从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当助教。当时的西安作协就是后来的陕西作协,驻会作家杜鹏程去西北大学做过报告,我便与他有了交往,感受到了他对青年人的热情和无私的帮助。

  1958年,全国处于“大跃进”的热潮中。西北大学也很发热,科研中有的教师提出培养一天能生“二至四”个蛋的鸡,后来被误传为一天能生24个蛋,将错就错,并作为雄心壮志广为传播。中文系也要“放卫星”,让我同两位大学生下户县体验生活,创作反映群众大炼钢铁的电影剧本。剧本写好后,我找杜鹏程指点,他没有嘲笑我们的幼稚,反而很热心地介绍西影的导演帮我们修改提高。虽然无果而终,但杜鹏程对青年人的热情支持,却让人无法忘记。

  过了不久,西安作协也开座谈会,研讨作家“放卫星”。座谈会连开了许多天,由省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主持。参加座谈会的作家,我记得有柯仲平、柳青、杜鹏程、王汶石、魏钢焰、王宗元等。我作为西北大学中文系的青年教师,也列席了这次座谈会。会议是慢慢地热烈起来的,当大多数人无法平静的时候,柳青却异常的平静,始终不说自己要“放卫星”,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柯老最为热情洋溢,谈到了自己的长诗《边区自卫军》的创作,毛主席对他的赞扬。他现在要写一部更好的长诗《刘志丹》,歌颂英雄。谁能想到,后来柯老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杜鹏程也正酝酿一个重大的工程,他想把他的中篇《在和平的日子里》的创作构思扩充为一部长篇《太平岁月》,充分地揭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人们的生活和斗争。人们都是多么期盼他创作的新进展。假若没有后来的对他的政治批判,他一定会把《太平岁月》呈现给我们。

  魏钢焰以他诗人的激情,也畅谈了自己的创作计划,后来他也发表了许多激动人心的诗章。

  最为沉稳的是柳青,在多人的敦促下,只是简单地谈了几句,始终只字不提自己如何“放卫星”。多年之后,人们不得不敬佩他的冷静,他对文学事业的忠诚。他肯定认为文学创作是无法搞群众运动、“放卫星”的,当时的政治形势又不让他说出自己的看法,只好以沉默应对。实际上他正酝酿进行着长篇《创业史》的创作。

  我与作协的联系,后来愈来愈多。特别是打倒“四人帮”后,我国文学艺术迎来多年封闭之后的春天,作协的活动也频繁起来。

  我和蒙万夫一日共同拜访了杜鹏程,谈到了我们的创作计划,想较多采访他之后,写一本有关他的专著。他非常谦逊,一再推脱,说应该写比他有成就的柳青,并谈了柳青写《创业史》的一些情况。我们知道当时复旦大学有一位教师正在进行关于他的著作的研究,便接受了他的建议,进行柳青专题研究。后来又有张长仓参与,完成了《论柳青的艺术观》一书。杜鹏程认真阅读了我们的书稿,给我们许多鼓励。《延河》最早发表了《论柳青的艺术观》的部分章节。

  杜鹏程对当时陕西涌现的青年作者非常重视,他约我为莫伸写评论,并在《文艺报》上发表,就有着大力扶植的深意在内。

  以我个人的感受看来,整个陕西作协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扶植陕西的青年作者,使他们早日成才。那时,各种座谈会频繁举办,某个作者创作的座谈会,某种题材创作的座谈会,约请搞创作的和评论的一起谈,非常认真和热烈。

  为了形成力量,作协组织评论工作者成立了笔耕写作组。我记得当时让王愚任小组长,胡采任顾问,陈贤仲也参与工作。这时,自然与胡采、王愚、陈贤仲、李星有了较多交往。

  笔耕写作组当时的活动较多,开展了不少专题创作研讨,对贾平凹、路遥、陈忠实、京夫、邹志安的创作,都进行了研讨。还放眼西北,编著了《西北当代作家论》一书,都有较好的社会反响。

  我想着重提及当时作协非常重视青年作者的培养和提携。当然作家的成就完全靠自己努力,作协并不能生产作家。可是就我的感受说,我总觉得陕西作协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为作家服务,就是扶植新人。或许工作也有不当之处,主观愿望总是好的,后果也应当说是好的。西安市让贾平凹进入市文联,陕西作协调路遥、陈忠实进入作协,确实保证了他们的创作有足够的时间。

  在笔耕小组的活动中,年纪已经很大的胡采,始终以身作则,给我们年轻人做出了表率。胡采是老革命,又是权威的评论家,却一点儿没有特殊身份的架子,参加小组活动从不迟到早退,几乎没有缺席过一次。当时正值思想解放的高潮,年轻人说话较少顾忌,顶撞胡采的事时有发生。胡采从不为忤,乐听不同意见。对于新生事物,他从不拒绝接受,而是虚心学习,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他的谦逊、他的好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思想禁锢时期,努力结合创作实际,总结西安几位作家的创作经验,写出了《从生活到艺术》理论著作,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文学理论家。

  我和王愚认识得较早,除过业务上的交往,生活上也有交往。他的热诚、坦荡,经过大难之后的不肯消沉,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许多时候,都是他最忙,不停地参加各种活动,不停地发表言论。我觉得他总想促成一切事,不愿使人们希望落空,不愿使欢欢乐乐的场面冷场。他本来就博学,又很有才气,所以许多场合都需要他,欢迎他,他也就有点儿当仁不让。这样,自然某些时候就会有些言不由衷,就会说些应景的话。对此,人们便会有些微词。我觉得他是知道的,但他并不特别介意,可见他的宽厚。因为,许多事必须他出头,他也不在乎需要博得好名声。生死大关都迈过,何须计较这等区区小事?他仍不减热情地联络北京的评论家,为陕西的作家开研讨会,他的付出最多。王愚不愚,他的宽厚、热诚、付出,使人无法忘记。

  作协大院里的许多人都和我有过交往,王丕祥、贺鸿钧、董得理的热情,都使我觉得特别亲切。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毕业之时,作协需要一名应届生。许多单位要人只提出需要名额,并不来校选拔。作协却非常认真,王丕祥多次来我校审查毕业生。当时,我任中文系系主任,向他推荐了几位。王丕祥认真考察,最后他根据德才兼备的条件,更重将来发展前途选定了一位。他那时认真负责的态度,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的文学活动,许多是与陕西作协相联系的。作协的领导和一般的工作人员,对我们的热情,使我们没有陌生感、距离感,从而也热心参与作协的活动,共同促进陕西的文学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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