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文学资讯>文学评论

陈彦专栏|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节选)——陈彦《装台》

文章来源:陕西日报 | 李星发表时间:2020-12-07

  我完全没有想到,以陈彦对戏剧文学沉浸之深,会写出如《装台》这样文学品质纯正、生活视野开阔、内容扎实丰富、具有极强的思想和心灵穿透力,而且能让读者产生痛感的长篇小说。

  小说一开始就将人带入了《装台》的叙述气场中,有一种被击中的震撼。它来源于主人公刁顺子卑微软弱的生存和他面对环境的逆来顺受以及缺失心灵自尊的善良和爱。无论是对亲生女儿菊花,还是对雇主,他都具有反抗、还击的充足资本,然而他却以“咱就是下苦的”自我定位选择了低三下四的求告。如喜剧名家严顺开的小品《张三其人》中的张三,他们本可以不卑微、不软弱,然而他们却被自己所处环境,被生存、被爱、被血缘亲情压抑和绑架。我从中感到的不仅是现实生活残酷的真实,而且有如自己一类人常常视之为善的卑微、存在意识深处的怯懦与幽暗。

  难道每个人生命中都潜藏着一个刁顺子?刁顺子是否具有经典意义?在小说后面,作者甚至想让他“硬”起来,但他却始终没能走出自己的卑微,他们的内心有一个自设而永远走不出的牢笼。在现实法律案例中,不乏这种弱者的爆发与反抗,但他们却常常表现出疯狂的破坏力。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看,他们的存在或许正是人类社会中最难能可贵的克己守恒和社会稳定的力量。这是奉献的力量,也是善良得宁愿自己忍受,也不敢与强者对抗的力量。为鲁迅所赞扬的“民族的脊梁”,是否也包括这些“拼命苦干”的沉默而卑微的人群。小说中《人面桃花》演出的巨大成功,正是作者对这些卑微者、沉默者最高的礼赞。

  小说中的刁顺子在人类社会中,既是一个古老的存在,又是一个有着鲜明时代特征的存在。作者不仅把他放在深远的人性的长河中,更把他放在城乡二元对立、商业化、物质化、信息化和人们的欲望空前膨胀的现实背景中,放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背景中,放在城中村的村民正在开始城市人的新生活的具体环境中。他们人进入了城市,但精神却在传统与现实之中尴尬着,以至于找不到自己的尊严。对他们,作者矛盾着,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有对他们正在经历的心灵精神痛苦的同情,又有对他们这些潜藏着巨大创造力的人物的赞美。对历史进步中慢一拍的这类人的生存,作者有着深刻的透视和感同身受的理解。这是同情和爱,是巨大的悲悯,像对自己父兄一样的关怀和拥抱,这正是作者注笔注情于他们的原因,也是这个人物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画廊中一个成功典型的基础和土壤。

  在读未定稿时,我曾批评作者把一个农民女儿菊花写得太恶、太残忍、太无人性了。在阅读中,这种感觉却消失了,不知作者是否有所修改和校正,但现在我却同时看到了这个大龄丑女的不幸和可怜,因之充满同情。而使她失去了人生自信和理想的,正是环境的压迫、浮华奢靡的社会风气和人们价值观的扭曲。看到当她在有可能去澳门开始新生活后,变了一个人似的善良宽厚,看到她因终于找到爱自己的烟酒商人谭道贵以后对父亲的孝敬,我们终于知道,她原本也是个善良的好女儿。一个哪怕是境遇不好的女儿对亲人无情的冒犯和心灵的折磨都是可鄙可憎、不可原谅的,但作者却如鲁迅赞扬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所说的,做到对人物灵魂的拷问,不仅拷问出他们的恶,也拷问出了他们灵魂的善,甚至清白。这种坚定透彻的人道主义立场,覆盖了《装台》的所有人物,从有缺点和恶习的农民工猴子、三皮、墩子到艺术疯子靳导,都是凡庸与高尚的复杂结合。

  尽管人们都说,艺术是相通的,但戏剧与小说毕竟是两种思维和表现方式有着巨大差别的艺术。在戏剧舞台艺术中取得了突出成就的作者,突然写出那么一部底蕴深厚的长篇小说处女作《西京故事》,紧接着又拿出这么一部语言纯粹、叙事圆融的作品,结构自然和谐,有着几乎如刀雕一样生动鲜活、深刻的一系列人物,确是一种巨大的艺术跨越。“这几天给话剧团装台,忙得两头不见天,但顺子还是叼空把第三个老婆娶回来了。”开头一下子就把人抓住了,不需要任何过滤和酝酿,就进入了那个素不相识的刁顺子的生活和心灵世界,也就是小说的世界,与刁顺子、蔡素芬们一起体验着生活的艰苦、命运的艰难。在情节推进中,这条幽深的人生通道和心灵风景是用一个个浸润着生命质感的独特的生活细节、生动的人物话语以及一处处让人惊叹的心灵透视和心理分析展开的。没有独特发现和人生体验的语言和生活,是构不成一部小说的魅力和密度的,它们只是千篇一律、流水账式的交代,是作者贫乏而无趣的表征。在《装台》的故事中,其密度却是如此之大, 以至于让读者在每一句每一段每个细节上都需停留,一步一景美不胜收,同时又承受着消化和理解的心灵压力和思想之累。好小说似乎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它以语言文字为基本材料,搭建一个有生命的世界,并让读者随同作者这个导游,体察社会生活中曾被遮蔽的生活领域,体验人物的欢乐和痛苦,反省生存的质量和境界。

  读长篇小说《装台》,我想起了路遥在25年前说过的一句话,“在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真正高潮和收获期还尚未到来。”而《装台》正是继《白鹿原》《平凡的世界》《秦腔》《古炉》《带灯》之后,陕西乃至全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又一重要成果。至少,它有着如以上作品一样伟大而高尚的文学品质。

  李星

  我完全没有想到,以陈彦对戏剧文学沉浸之深,会写出如《装台》这样文学品质纯正、生活视野开阔、内容扎实丰富、具有极强的思想和心灵穿透力,而且能让读者产生痛感的长篇小说。

  小说一开始就将人带入了《装台》的叙述气场中,有一种被击中的震撼。它来源于主人公刁顺子卑微软弱的生存和他面对环境的逆来顺受以及缺失心灵自尊的善良和爱。无论是对亲生女儿菊花,还是对雇主,他都具有反抗、还击的充足资本,然而他却以“咱就是下苦的”自我定位选择了低三下四的求告。如喜剧名家严顺开的小品《张三其人》中的张三,他们本可以不卑微、不软弱,然而他们却被自己所处环境,被生存、被爱、被血缘亲情压抑和绑架。我从中感到的不仅是现实生活残酷的真实,而且有如自己一类人常常视之为善的卑微、存在意识深处的怯懦与幽暗。

  难道每个人生命中都潜藏着一个刁顺子?刁顺子是否具有经典意义?在小说后面,作者甚至想让他“硬”起来,但他却始终没能走出自己的卑微,他们的内心有一个自设而永远走不出的牢笼。在现实法律案例中,不乏这种弱者的爆发与反抗,但他们却常常表现出疯狂的破坏力。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看,他们的存在或许正是人类社会中最难能可贵的克己守恒和社会稳定的力量。这是奉献的力量,也是善良得宁愿自己忍受,也不敢与强者对抗的力量。为鲁迅所赞扬的“民族的脊梁”,是否也包括这些“拼命苦干”的沉默而卑微的人群。小说中《人面桃花》演出的巨大成功,正是作者对这些卑微者、沉默者最高的礼赞。

  小说中的刁顺子在人类社会中,既是一个古老的存在,又是一个有着鲜明时代特征的存在。作者不仅把他放在深远的人性的长河中,更把他放在城乡二元对立、商业化、物质化、信息化和人们的欲望空前膨胀的现实背景中,放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背景中,放在城中村的村民正在开始城市人的新生活的具体环境中。他们人进入了城市,但精神却在传统与现实之中尴尬着,以至于找不到自己的尊严。对他们,作者矛盾着,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有对他们正在经历的心灵精神痛苦的同情,又有对他们这些潜藏着巨大创造力的人物的赞美。对历史进步中慢一拍的这类人的生存,作者有着深刻的透视和感同身受的理解。这是同情和爱,是巨大的悲悯,像对自己父兄一样的关怀和拥抱,这正是作者注笔注情于他们的原因,也是这个人物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画廊中一个成功典型的基础和土壤。

  在读未定稿时,我曾批评作者把一个农民女儿菊花写得太恶、太残忍、太无人性了。在阅读中,这种感觉却消失了,不知作者是否有所修改和校正,但现在我却同时看到了这个大龄丑女的不幸和可怜,因之充满同情。而使她失去了人生自信和理想的,正是环境的压迫、浮华奢靡的社会风气和人们价值观的扭曲。看到当她在有可能去澳门开始新生活后,变了一个人似的善良宽厚,看到她因终于找到爱自己的烟酒商人谭道贵以后对父亲的孝敬,我们终于知道,她原本也是个善良的好女儿。一个哪怕是境遇不好的女儿对亲人无情的冒犯和心灵的折磨都是可鄙可憎、不可原谅的,但作者却如鲁迅赞扬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所说的,做到对人物灵魂的拷问,不仅拷问出他们的恶,也拷问出了他们灵魂的善,甚至清白。这种坚定透彻的人道主义立场,覆盖了《装台》的所有人物,从有缺点和恶习的农民工猴子、三皮、墩子到艺术疯子靳导,都是凡庸与高尚的复杂结合。

  尽管人们都说,艺术是相通的,但戏剧与小说毕竟是两种思维和表现方式有着巨大差别的艺术。在戏剧舞台艺术中取得了突出成就的作者,突然写出那么一部底蕴深厚的长篇小说处女作《西京故事》,紧接着又拿出这么一部语言纯粹、叙事圆融的作品,结构自然和谐,有着几乎如刀雕一样生动鲜活、深刻的一系列人物,确是一种巨大的艺术跨越。“这几天给话剧团装台,忙得两头不见天,但顺子还是叼空把第三个老婆娶回来了。”开头一下子就把人抓住了,不需要任何过滤和酝酿,就进入了那个素不相识的刁顺子的生活和心灵世界,也就是小说的世界,与刁顺子、蔡素芬们一起体验着生活的艰苦、命运的艰难。在情节推进中,这条幽深的人生通道和心灵风景是用一个个浸润着生命质感的独特的生活细节、生动的人物话语以及一处处让人惊叹的心灵透视和心理分析展开的。没有独特发现和人生体验的语言和生活,是构不成一部小说的魅力和密度的,它们只是千篇一律、流水账式的交代,是作者贫乏而无趣的表征。在《装台》的故事中,其密度却是如此之大, 以至于让读者在每一句每一段每个细节上都需停留,一步一景美不胜收,同时又承受着消化和理解的心灵压力和思想之累。好小说似乎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它以语言文字为基本材料,搭建一个有生命的世界,并让读者随同作者这个导游,体察社会生活中曾被遮蔽的生活领域,体验人物的欢乐和痛苦,反省生存的质量和境界。

  读长篇小说《装台》,我想起了路遥在25年前说过的一句话,“在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真正高潮和收获期还尚未到来。”而《装台》正是继《白鹿原》《平凡的世界》《秦腔》《古炉》《带灯》之后,陕西乃至全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又一重要成果。至少,它有着如以上作品一样伟大而高尚的文学品质。

书记信箱 陕西省作协
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