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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有万壑笔藏锋——穆涛散文论

文章来源:《当代作家评论》发表时间:2021-09-30

  在当代散文界,穆涛是一个“异数”,一个独特的存在。对于这样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异端,笔者此前并未特别关注,只觉得他的散文理论纯属“读稿人语”,并未入流;他的那些“千字文”,也未必能醒人耳目。最近有机会通读了穆涛的全部散文和杂感,包括他的散文理论著作《散文观察》,不禁大吃一惊,深感此人胸有万壑,囊中藏锥,必须重新认识,重估他的理论贡献和散文创作的价值。

  穆涛为人谦和低调,我印象中他极少大声说话,更没有壮怀激烈之举。他是性情中人,话不多,常眯眼,面带微笑,看起来有点漫不经心,甚至有点江湖气,但实际上,穆涛是一个沉实稳重、做事靠谱、工作认真、又爱琢磨和思考的编辑家和散文家。自从1993年从石家庄调到西安,他在《美文》杂志社已工作了近30年。这期间他作为常务副主编,配合主编贾平凹,积极推举“大散文”理念和创作,注重散文的文体创新,强调散文的时代性和现实感,倡扬散文的大格局、大胸襟、大气象,由是刊物从发行几千本到发行十几万本,这是贾平凹和穆涛对于当代散文的贡献。难得的是,穆涛不仅是“大散文”的主推者,他还身体力行,通过大量的散文创作,践行和诠释了“大散文”这一创作理念,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观察点。

  一、回到“文”的传统

  中国当代散文给人的印象是“无根”,就单个作家和单篇作品看,艺术形式好像是丰富了,语言也有了进步,但若从整体看,当代散文的缺失便显而易见:既缺乏厚重的文化底蕴、社会时代担当和理想的文化生命人格,也缺乏大格局、大气象、大境界的理念。而内涵苍白、浅薄浮躁、陈陈相因、无病呻吟却常常成为当代散文的表征,成为人们诟病当代散文的口实。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当代散文如此的局面?笔者认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当代散文家不太重视中国的文学传统;或者说,他们对我国伟大的文学传统既隔膜,也缺乏应有的敬意,这样自然便与传统渐行渐远。

  1992年,《美文》创刊伊始,就在发刊词中打出“大散文”的旗号。《美文》针对当时国内散文界无视传统、浮靡甜腻之风盛行,散文越写越窄之弊,提出散文要“在内容上求大气,求清正,求时代、社会、人生的意味,还得在形式上求大而化之”。(1)虽然“大散文”口号的提出引发了不少争议,也受到一些坚持“艺术散文”的学者的严厉批评,但就当代散文的发展而言,“大散文”鼓呼弃除陈言旧套,强调刚健清正的写作,提倡散文的大境界、大气象、大格局、大气魄,这无疑是当代散文思维观念的革命,它不仅影响了不少当代散文家的写作,而且推动了当代散文的良性发展。

  穆涛作为“大散文”这一思潮的实际执行者和推动者,他大量阅读了先秦、汉代的史书以及相关资料,同时在践行“大散文”思维观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这样的认识:要振兴中国当代散文,要提升当代散文家内心深处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使中国当代散文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关键之点是要回到我国伟大的“文”的传统,这是中国散文的大道。

  如何回到我国“文”的传统?在穆涛看来,要着重考虑几个问题。

  其一,是文体问题。穆涛认为:“散文在古代文学里是笼而统之的,是一个大型‘国营商场’,里面的‘货物’依类存放,该有都有。也是一个大家族,爷孙父子,婆媳妯娌,几世同堂,多支共和。但到了现代文学以后,大家庭分崩离析了,远亲被剥离,儿女们长大以后一个个挑门单过去了。”“如今生活在‘散文大院’里的似乎只留下管家的后代,与古代散文传统里最产生文学力量的‘血亲’关系淡化了,隔膜了。”(2)如众所知,古代的传统是一种“大文学”或叫“杂文学”传统,即文、史、哲三位一体。这个传统兴盛的代表是先秦散文,其文体特征是自然朴素、边界模糊,实用文章和非实用文章混杂,文学与非文学交织。而“如今散文最大的尴尬是文体混淆着,名目杂陈着。一头大象,有人摸着了腿,有人摸到了身子,有人牵引鼻子,有人很文雅地抱住象牙”。(3)正因各执一端,名目杂陈,导致当代散文文体混淆,加之许多散文写作者没有意识到散文生态的变化,依然在老旧的河床上滑行,不仅散文观念、写作手法陈旧,而且脱离时代主流,远离日常生活,这是当代散文路子越走越窄的症结之所在。因此,在不少的文章中,穆涛都强调要回到先秦两汉的“大文学”“杂文学”传统,回归到我们曾经强健充沛、元气淋漓的源头上去。

  其二,提倡朴素简洁、有活力和生活味的文风。我国古代的散文十分重视文风,尤其是讲究修辞的营构。对此,穆涛可谓推崇备至、心向往之。所以,他写了一系列文章来谈论朴素简洁的文风问题。在《关于朴素》中,他指出:“朴素不是修养,是骨头里的东西,是气质。”他批评“如今有不少写乡村的散文是在做朴素,不是农家乐,而是城市大酒店里的‘绿色食品’”。(4)在《简洁》一文里,他认为:“简洁,是散文的美德。简洁,不仅指短小的层面。茅草屋里有简洁,高楼大厦里也有简洁。简洁是手法,但透着人的见识和胸襟。简洁是大方,是对事物的了然于胸。……丢三落四不是简洁,是笨,是真的拙,是没心没肺。”在他看来,今天的散文“不会简洁是一个陋处;另一个陋处就是情泛滥,一点小事,百般波澜”。(5)此话见识独到,批评更是击中要害,入木三分。穆涛对当下散文文风的批评同样令人击节:“散文有书卷气是好事。但须是气,要弥漫在文字中的,固体的墨块不一定就好,至少妨碍阅读效果,好端端的一个道理,非要操持着文言腔,或摆着架势说出来总是欠妥。”(6)这样的见解是非常富于启发性的。

  其三,散文的人格、境界与力量。散文怎样才能写得大,写得充实,写得既美且有力量,这是我国古代的散文家和文论家追求的为文之道,也是穆涛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充实之谓美》一文里,他认为庄子的散文可作为这方面的参照。庄子把自己的文章写成千古事,代代薪传,皆因庄子有对天地的敬畏之心,有大情怀和高贵的人格;另一方面,“庄子的文章境界大,但取材都很具体,来自于具体可感的生活”,(7)如此才能既大又充实。穆涛还十分看重散文的力量:“有一种比真理更神奇的东西,叫力量。……力量发自于真理,力量产生于对真理的深切感应。……散文要写出力量,仅仅‘陶冶情操’和‘寓教于乐’是不够的,没有力量的散文,剩下的只是概念罢了。”(8)力量来自自由的精神、独立的人格、自我的修养,以及文人的骨头和骨气,有了这些,散文自然就不会缺钙,就有硬气。

  其四,散文与时代的关系。上述几方面,都是我国“文”的传统的重要内涵,但“文”的传统不是固化的、一成不变的,它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正所谓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散文。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么写出来的必定是死文、酸文、腐文。对此,《美文》与穆涛时刻保持着警惕之心。在《让散文试着去直视》里,穆涛清醒地意识到:“生活的主流在瞬息百变着。散文作为最直接的一种文学品类,应更有力地介入当下生活,发出自己的声音,并把自己置于无法逃避的境地。散文发展的节拍,应该成为社会思潮律动节奏的主要组成部分。”(9)在《软肋:我们这一阶段的散文缺什么》中,他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散文是文学品类中最直截了当的一种文体,但如果不去直视人间疾苦和社会进程,其文学意义势必会丧失。或者换句话说,如果你坚持用所谓的‘高雅的艺术散文’去‘陶冶’遭受生存困扰的老百姓的情操,散文这种古老文体的命运就临界终结了。”(10)这样的识见,与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与元九书》),刘勰的“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心雕龙·时序》)的思想是一脉相通的。要之,散文要有时代感,要反映社会进程,要关心民生疾苦,贴近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生存状态,过于休闲、过于高雅,或没有人间烟火味的散文,并不是我们时代需要的散文。尽管穆涛将这些想法称为“不合时宜的思想”,但坚持“散文要写生活,要写有意义的生活”,是他一贯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导引。

  穆涛不是“学院派”,不喜欢长篇大论,但他身处散文创作第一线,既有看稿体会和创作经验,又有问题意识和独到见解,正如王尧所说:“他是宏观着眼,微观落笔,在细微处把那根银针扎下去,一个点一个点扎下去,打通经脉。”(11)如此,他的散文观不仅贴近散文创作实际,对散文写作者有更大的指导意义,而且在文体上,他兼承了我国“文”的传统,打通了学术与文章的界限。而这,正是我愿意用这么多篇幅,来论析穆涛“散文理论”的原因。

  二、由字通词,由词通道

  穆涛散文不仅有大情怀、大境界、大气象,而且是“有根”的。他的创作一方面承续了“先前的风气”,打通了传统的文脉;一方面呼应时代,立足现实,贴近生活。而他的“词语解释学”的叙述方法,则解构了传统的记叙、描写、抒情的套路,使他成为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这一个”。

  穆涛的“词语解释学”可能受到《尔雅》和东汉文字学家许慎《说文解字》的影响。《尔雅》是我国最早的训诂学论著,它以雅正之言解释和规范古代汉语和方言的使用。《说文解字》以周秦书面语言为训释对象,从字形出发,分析篆体文字结构,追溯造字源流,以形为经,以义为纬,探求与字形结构相合的本义,阐述形音义三方面的关系。穆涛的“词语解释学”侧重通过解字释词、诠释现代社会的人事、纵览历史与文化流变,以及破译自然现象或重释经典,从而使“词语解释学”延展到文化史、思想史、文学史与当下生活史各个层面。

  20世纪西方哲学界曾出现过“语言学转向”思潮,这一派的哲学家认为语言不仅仅是工具,而应是哲学反思自身传统的一个起点和基础。虽然穆涛与西方“语言学转向”没有任何关联,但在认同词语像出土文物和史书典籍一样,也是历史和文化积淀的载体这一点上则是相通的。还应看到,语言概念有“主导概念”“基本概念”与“普通概念”“特指概念”之分。如“中华”“文化”“文明”“共和”“封建”“人民”“革命”“科学”“自由”“民主”等,属于“主导概念”或“基本概念”范畴,它们对历史演变和社会发展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而“普通概念”和“特指概念”则没有如此巨大的功能。穆涛的词语解释,显然偏重于“普通概念”和“特指概念”。一般来说,穆涛的“词语解释学”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对“普通概念”的解释。此处所说的“普通概念”,指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经常接触和使用的词语,它们不一定是关键词,在语言的意义链中也不处于枢纽的位置,但它们散落于历史的褶皱和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选择“普通概念”进行阐释,更能看出一个作家的文化偏好和审美趣味。穆涛立足民间世俗,涉猎广阔,偏爱杂学,拒绝“高大上”,如此在他的散文中,自然就少有“主导概念”的阐释,而多的是“普通概念”的解读。如《秩序》这篇杂议,一开篇便解释“秩序”这个词:“秩,从禾,古代的意思是官吏的俸禄。以前的领导发工资不发货币,发五谷,级别越高,‘担子’越重”。而“序,最早是教练场所,……序后来才有次第的内涵,序言、序曲、序幕、齿序、长幼有序,等等。”将秩与序分开解释后,再合起来阐释:“秩和序合作在一起,是个有机体,指内在结构的条理、规律和法则的融会贯通。会场的进出有秩序;大街的交通有秩序;大雁南北迁徙的时候,以人字形高翔;羊群在草原上散乱着吃草,但从空中往下看,其中则有着与山川大地浑然一体的天然美妙。”(12)文章最后一段,联系到写文章也需讲秩序。形式与文采要有章法,更重要的是讲求内在的浑然一体。《匠》也是如此。文章先解释“匠”的字形字意:“匠,是个会意字,本意单指木匠。‘匸’,是右边开口的箱子,可以背在背上。‘斤’,斧子,泛指木匠工具。”(13)词语释义后,接下来便讲述《庄子》中“匠石运斤”这个典故,说明庄子十分看重基本功过硬的人,并批评今人之心浮气躁,只求“速成”,不重视基础和基本功的提升。《先生与先醒》,由“先生”这个词引出贾谊的“先醒”。此文的妙处,在于把“醒”分为“先醒”“后醒”和“不醒”三个层次,并分别以楚庄王、宋昭公、虢君作为例子,读之醒人耳目。《士与倡优》不仅多角度解释了这三个词的内涵,还追溯了这些词的历史变迁,最后以东方朔的《答客难》《非有先生论》两文作结,揭示历代帝王偏爱倡优而疏远士的原因。似而这样的文章,还可举出《反粒子》《道理》《虚心实腹》《敬与耻》《茶喝完了》《“儒”这个字》《算缗和告缗》等一批,这可以说是穆涛散文的第一道“独特风景”。

  二是对“特指概念”的偏爱。这里的“特指概念”,主要指时间和季节方面的词语,穆涛对时间和季节似乎特别偏爱,故此这方面的散文也特别多。《从发现时间开始:一根由神奇到神圣的棍子》《季节转换的典礼》《春天的核心内存》《春天里的规矩》《秋天的两种指向》《秋天的老规矩》《春夏秋冬四个字的背后》《春天是怎么落下帷幕的》《冬至这一天》《二十四节气是有警惕心的》,等等,均属于此类。笔者以为,这是穆涛写得最具深度的一组文章,集考据、义理、辞章于一炉。如《春天的核心内存》先考证甲骨文关于春的写法,再以《尔雅》对春的释义为佐证,接下来联系《春秋繁露》关于春的描写,再具体写春天里的“核心内存”,即15件大事。《秋天的两种指向》也是先从甲骨文、《尔雅》写起,而后引出秋包含着“收获”和“成器”两种指向。《春夏秋冬四个字的背后》则力图揭示春夏秋冬四个字的多重涵意,以及它们背后的秘密。因为在穆涛看来,“我们中国的汉字,都是有出处的,每个字都有来头,有本来之义。字是有生命的,一个字造出来之后,跟人一样,会不断地生长。汉字的‘身子骨’不长了,但长内存,长涵意”。这段话,可以视为穆涛如此沉迷于“词语解释学”的精彩注释。

  三是对元典的新解读。如《〈诗经〉这部书》《〈诗经〉在古代中国是承重的》《〈诗经〉里的风声》《孔子编选〈诗经〉的准绳》,以及《〈易经〉中的‘箕子明夷’卦与〈尚书·洪范〉中的箕子》等。从第二、第三类多少有些泛化的“词语解释学”中,我们看到,穆涛越来越有“大局观”,他向古典文化的进军也越来越有规划和规模了。事实上,当穆涛将他这几年新创作的散文结集为《中国人的大局观》出版,写完了长篇专题散文《在制衡与失衡之间:〈汉书〉认识笔记》,以及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教学公众号发表了35篇“大史小说”,就已表明,穆涛已真正进入元典时代的语境,他已情不自禁地进入了历史的逻辑,跟着历史的节奏走。

  穆涛的“词语解释学”,一方面具有纠谬反正、复原史实的价值;另一方面又具有告诫警示的意义。在《算缗和告缗》中,穆涛通过对“算缗”和“告缗”这两个词语的比较分析,指出“算缗”是经营者自行申报财产,它是中国历史上首项财产税,为开拓之属;而“告缗”则是鼓励全民举报隐匿财产不报者,或有“市籍”的商人拥有土地和仆人。“告缗”制度的实施带来了两个恶果:一是商业几被摧毁;二是告密之风盛行。文章最后指出:“经济政策是用来富国的,如果沦落为政府敛钱的手段,就是误国了。”(14)其告诫警示的意味十分明显。《信史的沟与壑》告诫警示的指向虽没有《算缗和告缗》那般显豁,但透过“道德”的“瘦身”,透过“春秋”的解读,还有“信”的视角,以及史官的故事等,让读者看到了另一种历史,并感受到历史的苍凉与无奈、政治的变幻与冷酷无情,同时也体悟到中国的智慧。《信史的沟与壑》好就好在它从历史的“缝隙”,从历史“沟”与“壑”的小视角来探测中国的“大历史”。它有史家的立场、精神的维度和批判的锋芒,但这一切都埋在暗处、深处。它看起来指东说西,漫不经心,有大量的闲话闲笔,实则刀刀见血,暗藏机锋和弦外之音。

  穆涛的散文之所以在草蛇灰线间伏脉千里,且别有洞天,皆因一个“通”字。这个“通”字,即清人戴震所说的“由字通词,由词通道”。而要达到“通”的境界,既要讲读史以致用,要处理好“实”与“名”以及各种相关命题的关系,更要“温”,正所谓温故而知新。穆涛认为:“温这个词用得恰当。历史原本已经死去了,只有读活了才可能出新价值。尤其是中国的历史‘课本’,有五千年的厚度,很难读,城府深,色调沉,像一个人板着脸孔,古板,刻板,缺情少趣且苦辣,对,是苦辣。像冬天里喝烧酒,要‘温’一下口感才稍好些。”(15)同样精彩的还有体现“温”与“通”一批作品。比如《道理》,就体现出“通”的特征。作品一开头就指出,道是讲理的,也是有自己的规律的:“道这个字,头在上,腿脚在下,思想与践行融为一体。空想,瞎琢磨,或本本主义,唱高调都不是道。低头拉车不看路,也不是道。每一条路都是有方向的,要用脑子去辨识。”在比较了政治领域、社会与人生几种不同的“道”之后,文章进一步论道:“道貌岸然,是表面现象。道法自然,大道无形,指道的复杂和无量。但道不是虚无缥缈的,道是人间道,道的地基是常识,是寻常生活里过滤出来的认识和见识。”(16)这里强调“道”的几层“理”路:一是道是复杂和无法量化的;二是道是人间道;三是道的地基是常识;四是道是寻常生活里过滤出来的认识和见识。文字不多,却将“道”的本质和属性讲得清清楚楚。不仅如此,文章接下来还联系孔子在水边给学生上课的情景,用“轻水”和“忘水”两个典故更深入形象地阐释道:要像船夫和泳者那样“操之若神”和不惧激流漩涡,不仅要熟悉水,掌握水的性格,而且要和水打成一片。如果达到这样的境界,你就是找到自己本命的人,也必定是一个懂得世道人心的成功者。

  《道理》,包括《正信》《信变》《反粒子》《敲木鱼》《觉悟》《标准和榜样》等作品,都是温故而知新后的通文。这些作品的“通”,主要体现在几个层面:其一是通透,即既有史识又有中国智慧,既入世又出世,既具象又抽象,可谓“事洞明皆文章”,这是从整体上看;其二是通社会,通人生,不管写什么题材,穆涛的散文总是连接着世道人心,且弥漫着人间气和烟火味;其三是通大道,即尽管文章短小,取材杂碎,讨论的却是通古今之变的大节,是“人道”与“天道”的贯通、融合与和鸣。这样的散文,重史料、史识与辞章,也注重“实”与“名”的考辨。它们没有象牙塔的规范,更不是汉代以降一些名家操弄的虚幻无用的“屠龙之术”。更为重要的是,穆涛的散文挟着元典时代汉语的真气呼啸而来。它绕开五四的洋腔洋调,心仪先秦气象血脉,又得汉代史家真传,兼有魏晋文章的笔意,如此他以“词语解释学”为地基写出的一批文章,自是敦厚质直、骨力刚健,既具田野之气、山林之色,又有古风与遗风。不过这古风与遗风又不是遗老遗少的旧音,而是羼入了时代的新声,且含有现代性甚或后现代的眼光,以及现代人的人情和人性的温度。这的确是当代少有的散文类型,事实上,在“信而好古”这一点上,穆涛比他尊敬的前辈孙犁老师走得更远。

  三、“大史小说”与“参话头”

  关注当代散文创作的人们也许注意到,近几年的散文已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出现了一些新动向:散文从过去的“固体”到时下的大幅度“破体”;网络的兴盛使散文更贴近生活,亲和大众,甚至有人断言:零准入门槛、即时传播阅读推动散文进入到“全民写作的时代”。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兴起后便成为散文主流话语的“文化大散文”,近十年来出现了明显的新变。引领变革的代表作家是李敬泽、祝勇与穆涛,他们以不同于余秋雨们的写作立场、历史观和呈现历史的方式,为“文化大散文”注入了别样的元素,使其焕发出新的活力和生机。

  以余秋雨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大散文”,一般都是站在正史的立场上,以整体性、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去评判历史。它有如下几个特征:一是篇幅长,许多“文化大散文”动辄万字以上,甚至几万字;二是题材大,“大散文”的取材往往不是风花雪月、小桥流水之类,而是民族的文化、知识分子的命运、人类的困境和未来等大命题;三是重理性,“文化大散文”推崇西方的理性精神,重逻辑推理,相对来说,感性的东西就少了一些,心灵和生命的投入也不够,这样就难免粗疏空洞甚至矫情。而以李敬泽、祝勇与穆涛为代表的“新文化大散文”,虽然落笔点还是历史文化,但他们的立场和散文观念却与余秋雨们大相径庭。在写作立场上,他们更愿意站在民间,或从个人的视角来品评历史。对他们来说,民间的传说和历史人物的生活点滴、历史背后的故事比重大的历史事件、王朝的更迭、宫廷的争斗、士大夫的气节更具吸引力。在散文观念上,他们一方面奉“中国之文”为圭臬,提出要回到传统,回到“元气时代”里去寻找散文的力量;一方面又解构整体性和中心主义,沉迷于跨文体、综合性写作,甚至是考古学的方法。此外,“大史小说”,注重细节和心灵介入,也是“新文化大散文”不同于传统“文化大散文”之处。

  比如穆涛的新文化散文,基本上都是千字左右的杂说或随笔,是名副其实的“千字文”。特别是与贾平凹合著,由贾平凹作画、他配文的《看左手》集,其中的文章大多不足千字,是名副其实的“大史小说”,但“大史小说”里却有大乾坤,螺蛳壳里做道场,虽简约但包容量极大。如《正信》中由“义”引出“信”,又由“信”分出“正信”“信得过”“信见”三种“信”,一个字里包含了几重意思,每层意思里蕴藏着很多说道,既有很强的概括力,又生动形象,十分有趣。读穆涛的《看左手》《先前的风气》集中的杂说和读史札记,我有两个较深的印象。第一个印象是穆涛的许多材料来自正史,更多的取自野史。读他的散文的确能拓眼界,宽心胸,长知识。第二个印象是他有眼光和见识。他的一些颠覆性的看法,不仅言之有物,一矢中的,而且借古讽今,识见很深,读之使人开眼醒脑。总体看,穆涛涉猎繁复,读书驳杂,纵贯千载,辐辏万象,且善于以“小”搏“大”,“大史小说”。难得的是,穆涛的“大史小说”散文,不仅仅引经据典,同时穿插进许多的逸事、趣事,也不仅仅因为他采用了解字说文的叙述方式,更重要的是,穆涛有自己的思想和哲学,还有足够的智慧和幽默,以及迂回的曲笔和文字背后的“微言大义”。如此,穆涛也就自有气象、自成一体——“穆涛体”(丁帆语)。“穆涛体”上承先秦文脉,中接六朝文章,下连时代经纬、人生百态,正所谓“胸中千古事,笔底有春秋”。我以为这样来评判穆涛散文,应是客观和符合实际的。

  穆涛“大史小说”的一个本事,就是“参话头”。“参话头”指的是由一个词或一句话,牵扯出一大堆东西。对于此道,穆涛可谓驾轻就熟。《参话头》就是如此。文章由齐景公问政孔子这个“话头”入手,牵引出齐景公“荒政却悠然享国”“傻小子有傻福”的介绍,以及鲁迅和冯梦龙的评价,再由《论语·八佾》“参”出“八佾舞”事件。其间还穿插鲁昭公流亡齐国,齐景公晚年因溺爱幼子荼,经常趴在地上,嘴里叼一根草绳,让荼牵牛一样走,甚至为此还磕掉一颗牙齿等史实和细节。最后,由上面林林总总、看似乱麻的各种历史记载,文章又“参”出读《论语》的方法,悟出“史是变数,是世道的玄机,是无常鬼。经与史参合着看,视角就立体了”。(17)《一根由神奇到神圣的棍子》以一根棍子作“参话头”。这根棍子在先民那里叫“表”,是中国最原始的计时工具,慢慢地它又演化为“光阴”“时间”,然后又有了日、月、季、年这些概念,又有了春、夏、秋、冬四季,以及二十四节气。穆涛的“参话头”并未到此为止。他进一步展示他的考证功夫和想象力:“在尧时代,这根棍子的原始使命终结了,但没有‘退休’,而是‘转业’,尧帝把它树立在‘政府’办公地前的广场上,命名为‘诽谤木’,并赋予新的使命——倾听不同的政见之声。”(18)由是,这根棍子便由神奇转化为神圣,而作为读者的我们,则在穆涛“参话头”叙事的引领下,领略了中国的天文学、数学与政治学,并由此升华出作为中华民族子民的自豪感。《耳朵麻痹了》则是从另一个方面展开“参话头”。文章从贾谊创造“耳痹”这个词写起,再由这个“话头”带出三个故事,告诫现代人天命不可违,人既要时时谨慎自省,还要常怀愧疚之心。“苍天在上,可以听到最低微的声音,可以看到最远的地方,可以洞察一切。人做事,天在看,不可不谨慎自身。”(19)还有《客气》也饶有趣味:“男女热恋的时候,都是客气的。情人眼里出西施,缺点也是美丽的。山盟海誓,囫囵吞枣,不计较,不清醒。但结婚过具体日子之后,就不客气了。”(20)接下来笔锋一转,从中医气理“参”出主气和邪气,再联系《菜根谭》关于“客气”的描写,进一步展开对“运气”“客气”的描述和议论。一个“客气”,让穆涛牵引出古今现实的一连串文化,折射出某种社会现象与世道人心。像这种“参话头”的例子,还有不少。

  穆涛的“参话头”,一般来说喜欢用三招。一是讲故事。他的故事或典故一个接一个,不枝不蔓,言之切切,同时言之有物。他的故事虽时有危言耸听,却把控有度,点到即止,且不局限于事,往往有超越故事的指向。穆涛的故事还有一个特点,即故事一般都是立体的、多维的,不同的行业、不同的立场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这就拓展了文本的空间。二是重细节。用细节丰满历史,还原历史的原生态,这是“新文化散文”的一个共性。穆涛也不例外。在他的散文随笔中,我们随处可见到历史的细节。比如《参话头》中齐景公让荼像牵牛一样牵着走,就是相当精彩的细节。值得称道的是,穆涛不仅深谙历史细节的重要性,而且他总能将这些细节放到最恰当的地方,并通过层层的抽丝剥茧,寻找细节与“大史”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这样,通过历史细节,穆涛一方面写活了历史人物,真实地展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由于有大量细节的支撑,穆涛笔下的历史书写自然也就不会流于空泛、刻板和概念化,他对历史的整体把握也更加精准到位。三是在叙述方面打破了传统散文的叙事方式。穆涛散文的叙述,一般没有中心设置,也不按时间的线索进行叙述,他往住是东鳞西爪,若即若离,自由随意,当行即行,该止即止,其间还穿插不少闲话,留下不少空白。这种叙事方式,初看起来不太完整,甚或有点杂乱。但当你读完全篇并慢慢琢磨,却又深感其内藏万壑,大有玄机:那是无技巧的技巧在谋篇布局上的艺术呈现,是自由与秩序、细微与宏大的共构;同时,这种叙事还打破了小说、散文和诗歌的界限,呈现出文体杂交的特征。

  穆涛特别推崇《史记》的叙事方式和技巧。他一直认为:“叙事是散文写作的基本功夫,但要写出特点来却不易。”(21)就当代散文来说,他欣赏的散文叙事有两种:其一是能于平实中见大奇的,如汪曾祺散文的叙事;其二是叙事要冷,不仅皮肉冷,更要冷在骨头里,就如孙犁的散文。也就是说,叙事要朴素简约,没有流行气,不光滑,不世故,且带有野趣和生涩味。可能是功力不足或用力不够,就目前而言,尽管穆涛重视散文的叙事,但他与汪曾祺、孙犁叙事的老辣与自然天成相较,应该说还有一段距离。如果穆涛能在散文叙事方面多加经营,则他“参话头”式的“大史小说”将更具特色和魅力。

  四、“说人话”的散文

  从散文集《放心集》开始,穆涛便十分看重散文的语言。《文风问题》《再说文风》《语言是活的,是有生命的》《散文的写法》《了不起的文风》《千字文》《夜读抄》《大实话》《简洁》等文,都涉及文风和语言问题。在穆涛看来,语言是活的,是有生命的。而要保持语言的活力和生命,关键是文风要朴素简洁,要尊重常识,说来自日常生活且老百姓都能懂的大实话、家常话,不扭捏文人腔,不故作高雅;同时,好的文字还要有烟火气,要有常人的体温,要有人味。在《散文的写法》中,他强调散文要“说人话,说家常话,说实话,说中肯的话,说有个性、有水平的话”。所谓“说人话”,就是“说正常人的话,说健康人的话,说有骨气的话,说吸引人、启发人、感动人的话”。所谓“说家常话”,既可以像老僧那样说话,更应该像一个正常人,在日常里和家人、朋友、同事那样说话。所谓“说实话”,即“不说虚话,不说没实质内容的话,不说言而无物的话,不说没用的话”。(22)穆涛还将“实话”分为四个意思:一是结实;二是沉实;三是果实;四是现实。再有“说中肯的话”,指的是说话一要合乎身份;二要合乎写作时的心态和心情。至于“说有个性、有水平的话”,就是语言要“有我”,要体现自我的性格、气质,要说自己的话,有自己的语言味;而“水平是修养”,散文写作者唯有不断磨炼文字,透彻人心,才有可能写出真正有水平的文章。穆涛关于文风和散文语言的见解直击时弊,令人警醒。因长期以来,中国当代散文在语言上一直存在着三种病:一是五四腔;二是抒情腔;三是套话空话腔。正是鉴于这种语言现实,穆涛倡导的“说人话”的散文语言观,有着特别的价值和意义。

  穆涛的价值和意义,不仅仅在于他极力倡扬“说人话”、说家常话,创作有生命的散文语言,更在于他以扎实的、与时俱进的创作实践,比较完美地诠释了他的散文语言观。这一点,我们在上面的引用中已有所领略。为了更具体地感受穆涛的语言风采,下面随手引几例:

  散文要不断地别开生面,要不断地创造,但创造要遵循规律的,不能走偏门,要蹈大方。猫用唾液洗脸是它的创造,但这办法不能推广,若克隆到人身上就显着脏。不能推广的创造纵是独到,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写作也是这么个理,过于个体了,就是自娱。(23)

  局限,是生活中的常态,普遍存在着。人的生死是局限,黑夜和白天是局限。左右手是局限,男女厕所是局限。春夏秋冬是局限,上下级是局限。一项体育竞赛,因为局限的存在,才会精彩。一件事情的发展过程,局限也是无处不在……做事情接连不顺利的人,俗话叫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总是踩不到点上。那个点,就是局限的穴脉处。(24)

  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没有,一方面是有。以人为例。比如我们人的身体,男人英猛或猥琐,女人靓丽或丑态,如果没有灵魂,就是一种空。如街坊邻居说的那种话,瞧老赵家那个丫头,花容月貌的,就是缺心眼,可惜了的,有肉体,没有灵魂,就是肉架子。而有灵魂,没有肉体,更是空。(25)

  像这样的例子,在穆涛的散文中俯拾皆是。穆涛散文语言的总体风格是朴素简洁,平易通畅,节制而内敛,言立而文明。他喜欢打比喻,为的是让文字更具体、更形象可感。他更乐于采用来自日常生活,来自老百姓的“大实话”,如此他的散文语言便不仅生动鲜活,丰富多彩,而且是有生命,有自己的“语言味”的语言。总之,这是一种“说人话”的语言。它排斥了矫情滥情,拒绝了空话套话,而呈现出健康的、生机勃发的语言质地。

  穆涛的散文语言之所以有自己的“语言味”,是一种“说人话”的语言,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他的文字与“文心”是相通的。“文心”这个术语,是南朝的文论家刘勰提出的。在《文心雕龙·序志》篇,刘勰认为“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五四白话文兴起后,叶圣陶与夏丏尊合著了一本书,叫《文心》,这是一本教授写作基本功的书籍。两位前辈认为,讲到文字修辞,一般人总认为这是雕琢粉饰一类的玩意儿,这是误解,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文学创作中,“雕龙”是次,“文心”才是根本。按笔者的理解,文字修辞绝非雕虫小技,在文学中它是一门大学问。文字是心的表现。按心理学的说法,心的作用是知、情、意的统一。不管是写作还是阅读欣赏,都离不开个人的体验、细致的观察、真实的描写、心的感悟与渗透。也就是说,写作之道,至为要紧的一点是以文写心,文心合一。而这心既联结着一个作家的修养、人格、境界与气象,又源自日常生活,长年受人间烟火气的熏染,带着正常人的体温和气息。显然,穆涛是以文写心,用心作文的。他一方面注重“雕龙”;一方面又以沉静之心、灵窍智慧之心去体察天地和世间万事万物。这样,他的散文才能文心合一、情智合体,达到小与大、浅与深的统一。

  五、余论

  在散文越写越长,越写越同质化、模式化和空心化、技术化的当下,穆涛以“千字文”傲然独立,这是当今散文界的例外,也可以说是一股清流。穆涛以其独特的散文理论和创作实践,给予我们几点启示:其一是当代散文要走向阔大和深远,就必须回到我国伟大的“文”的传统,同时重建我们时代的文章观;其二是优秀散文没有长短之分,重要的是接地气,“说人话”,重现实,有见识,有思想;其三是不论是专攻一路还是杂家,都要懂得笔墨闲情,又敏感于叙事与文体。当然,关于穆涛散文,可说的话还有很多。但仅凭上面几点,也可见出穆涛散文的价值和意义,也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并珍惜。笔者以为,这是中国当代散文创作的一个正确方向,如果当今的散文写作者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散文的路子必定会越来越开阔宽广,当代散文也会越来越丰茂结实。(作者:陈剑晖 张金城)

注释:

  (1)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第8页,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

  (2)(3)(4)(6)(7)穆涛:《散文观察》,第100、100、109、60、22页,西安,西安出版社,2009。

  (5)穆涛:《简洁》,《先前的风气》,第236-237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4。

  (8)(9)(10)穆涛:《散文观察》,第33-34、71-72、148页,西安,西安出版社,2009。

  (11)穆涛:《散文观察》序,第4页,西安,西安出版社,2009。

  (12)穆涛:《秩序》,《先前的风气》,第262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4。

  (13)穆涛:《匠》,《先前的风气》,第35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4。

  (14)穆涛:《算缗与告缗》,《先前的风气》,第59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4。

  (15)穆涛:《信史的沟与壑》,《先前的风气》,第5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5。

  (16)穆涛:《道理》,《先前的风气》,第33-34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5。

  (17)穆涛:《参话头》,《美文》2018年第5期。

  (18)穆涛:《一根由神奇到神圣的棍子》,《美文》2019年第10期。

  (19)穆涛:《耳朵麻痹了》,《美文》2018年第11期。

  (20)穆涛:《客气》,《先前的风气》,第91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4。

  (21)(22)(23)穆涛:《散文观察》,第79、114-116、60页,西安,西安出版社,2009。

  (24)穆涛:《局限》,《先前的风气》,第47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5。

  (25)穆涛:《空指什么》,《先前的风气》,第111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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