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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里的时代风云录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发表时间:2021-11-12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工业题材”小说创作,总体来说成就不大,文学史上评价不高。我们这一题材的小说创作,底子不厚,积累有限,这不仅仅指数量,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没有创作出类似美国作家德莱赛的《珍妮姑娘》,苏联作家卡扎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叶尔绍夫兄弟》等那样有影响的“工业题材”小说。工业题材引起读者和文学界广泛瞩目,并成为一个引领时代文学潮流的现象,是1979年第7期《人民文学》发表了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

  现在,我们读到的阿莹的长篇小说《长安》,它声势浩大气概不凡,其题材不仅是工业题材,而且是军工题材。这一题材的性质以及创作经验的稀缺,决定了小说创作的难度。在我的印象中,吴运铎的非虚构作品《把一切献给党》,读到过制造枪榴弹、平射炮等情节。除此之外,还没有读过关于军工题材的文学作品。在这个意义上阿莹的《长安》,在小说题材上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作者曾说:“我从小生活在一个负有盛名的军工大院里,在这座军工厂里参加了工作,又参与过军工企业的管理,后来我尽管离开了难以割舍的军工领域,但我依旧对军工人一往情深,依旧和一帮工友保持着热络的联系,几乎年年都要与他们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那些看似乏味的酸甜苦辣,那些听着不很入耳的粗俗玩笑,那些有些夸张的过五关斩六将,让我心里很受用也很过瘾,军工情结已深深地渗透到我的血液里了。”这一自白告诉我们,作者曾经生活在军工企业环境中,甚至参与了军工领域的工作,或者说,他对书写的领域不仅熟悉,而且部分地亲历过。

  小说的环境是不为人知的隐秘世界。它与我们的联系就是与国家民族命运的联系。因此,作者没有过多地描述专业层面的故事,军工领域只是小说发生和展开的背景,他将笔墨集中在他塑造的人物。在这个意义上,阿莹深得小说之道。

  忽大年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人物,也是一个有性格有感染力的人物。他解放那年转业,成了八号工程的总指挥。这个来自黑家庄、阴差阳错地倒插门娶了黑妞的胶东汉子,在第三个夜晚出走黑家庄。参加太行游击队的忽大年遇到了勤务兵靳子,靳子是女兵,经上级批准两人成婚。忽氏家族人丁兴旺,子鹿、子鱼相继出世。但是,黑家庄的黑妞未消失,这一伏笔在忽大年、靳子、黑妞“三角关系”中再掀波澜。这一情节虽然不免戏剧化,但也有合理性阐释的可能。它的世情小说或“小叙事”元素,使小说具有了人间烟火的可读性。小说深刻地塑造了忽大年的性格,使他成为故事的灵魂人物。当然,他不是一个完人,巷道抢险死了人被降职后,心情烦躁的他,和靳子口角甚至不惜挥手打老婆的耳光。这些情节或细节,符合一个农民出身的军人性格,他的可爱就在于他的真诚。

  忽大年命运的一波三折,是在国家民族叙事中展开的。军工行业乃至整个国家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时代风云,是忽大年个人命运的整体背景,或者说,他是那个不平凡年代的参与者。因此,隐秘世界的个人命运一直与国家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当然,忽大年不是一个超人,他的英雄性格的形成,离不开组织的培养和时代的因素,蕴含着那个时代的特征。“政治可以严肃冷峻,也可以春风化雨,我努力将这个特征熔化到事件的肌理里,表现在具体的工作进程中,使作品人物在那个浓郁的时代背景下,一步一步完成人格塑造站立起来。”阿莹的这一体会弥足珍贵。小说的其他人物如黄老虎、忽小月、靳子、黑妞、连福等人物,也都写得好,有个性,有年代感。通过这些人物,写出了一代人创造的那个时代。忽大年连同这些人物,是今日中国能够崛起的传统力量,也是一个民族复兴繁荣的最大秘密。那是一个有梦想、有追求、有魅力的时代,时代的魅力是由这些人物构成的——“这个时期的人物有着特定的语境和行为,几乎人人都渴望成为时代的建设者,而我国正是积累了这样一个宏大的基础,才催生了翻天覆地的改革开放。”

  另一方面,我们除了希望看到独特的文学人物外,也希望在作品中了解那个时代更多的信息,这是文学的知识性要求。在《长安》这里,我们还看到了作者对时代重重矛盾和难解困惑的描摹。一张大字报轰毁了忽小月的精神世界,她爬上烟囱扑向了天空;连福入狱,为了忽小月既不写信也不收信;毛豆豆牺牲,黑妞儿不嫁等,这些悲剧因素极大地强化了小说的人性深度和人的精神困境;小说的叙述基调急促而流畅,与那个特定的年代极为合拍。小说基本方法是现实主义的,尤其是对历史的客观态度,显示了一个作家的勇气和探索精神;同时,这也是一个开放的现实主义,其中有诸多现代小说元素,特别是人物心理以及幻觉的摹写,极大地丰富了小说内涵。因此,《长安》的丰富性是多种元素合力构成的结果。它为工业题材小说创作提供了崭新的经验,这是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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