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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界》评论 | 邹贤尧 · 介入而远观,撕裂而重叠

文章来源:钟山发表时间:2021-11-16

  一    叙事设置:若即若离

  随着故事的展开,小说《无界》(发于《钟山》2021年第5期)的叙述者渐渐清晰。首先我们知道是故事中的人物在叙述,而非故事外的隐含作者在叙述。叙述者“我”与主人公赵子龙一胞所生,但尚不知晓是赵的兄弟还是姐妹,渐渐地,“我”作为赵子龙“姐姐”的身份浮出水面,她讲述的是弟弟赵子龙被遗弃与试图回归的核心故事,父子俩既紧张又亲和的核心人物关系。这种父子矛盾故事不是由其中的一方(“父”或“子”)自己来讲述,“父”或“子”任何一方作为讲述者,都会情不自禁带上自己的立场,从而使叙述显得不可靠。现在由父亲的女儿、儿子的姐姐来承担叙事,作者仿拟一个女性的视角、口吻,讲述家族当中两个男人的故事,立场上并不刻意倾斜于某一方,显得相对客观、真实。

  叙述者“姐姐”既是旁观者,又因为特殊的身份,是见证者、当事人。她既在场,一定程度上卷入(有时还深度卷入)核心故事当中,将亲见亲闻以至亲历的事件讲出来,如赵子龙从甘谷初到洛城上学,父亲对他的拒斥与接纳;赵子龙为女同学打抱不平后,被仇家李黑记寻上门来,哥哥服软,赵子龙硬扛。以及赵子龙的婚礼,赵离婚后与富婆的来访等等,“我”都是目击者或事件参与者。同时,“我”又不在场,缺席很多事件,如赵子龙在学校的经历,回甘谷后的经历,同富婆来访后全家人住酒店时赵子龙给父亲的暧昧安排等等。“我”的叙述是限制性叙述,这些不在场的事件是转述出来的,有明确的信息源,是弟弟赵子龙甚或父亲事后讲述给“我”听的。但有些事情、有些细节,即便狂放如赵子龙,也不会事无巨细向姐姐和盘托出,因而“我”的叙述有时候僭越了限制性叙事,而变成全知叙事,我的视角与隐含作者的视角重叠,突破人物叙事的限制,变得似乎无所不知。看似有悖逻辑,“破坏”了限制性叙事的法则,但很富于叙事张力,很有叙事效果。概括而言,叙述者“我”既是旁观者,又是当事人;既在场,又缺席;既是限制性叙事,又是全知叙事,若即若离,自由出入故事,既深入核心人物,介入核心冲突当中,使叙述显得逼真细致,具可信性和感染力;又可随时跳出来,不被事情过分左右,对事件进行远观、审视,还可借助报纸上的文学手法、带有虚构色彩的文章,变换叙事视角,将有些情节进行补足,如赵子龙报复、惩罚李黑记。

  二    人物刻画:亦正亦邪

  丰富的叙事形态对应丰富的人物形象,小说若即若离、自由出入的叙事,活画出一个亦正亦邪的极为生动典型的人物赵子龙。在甘谷乡下长大的赵子龙,挟裹着蓬勃的野性的生命强力,有着出于生命本能的敢作敢为,“行侠仗义”,他敢于为女同学打抱不平。面对李黑记的淫威,表现出可贵的血性和担当,将酒瓶扣在自己的头上,与哥哥的服软下跪构成鲜明对照。后来他又以同样的扣酒瓶的方式,吓退歌厅的混混,以维护姐姐的安全与声誉。同样出于本能的对公平公正的维护,对帮助县干部子弟考试作弊的老师予以揭发。他既挑战李黑记代表的暴力秩序(他最后对李黑记的报复,虽带有暴力色彩,但不无解恨,甚至带上某种为民除害的性质),又挑战县长等人的强权秩序,同时他也敢于挑战父亲所维系的父权秩序,而他最后对偷税贩假的富婆的检举,又勇敢地挑战了商界的潜规则与秩序,他的这些作为甚至让他显示出某种“英雄”的气质。某种程度上,小说是把赵子龙与父亲以及李黑记,作为镜像关系来予以刻画的,但赵子龙又适当纠偏了这两个镜中之像,他将父亲正派当中的软弱势利导向嫉恶如仇、敢作敢当,将李黑记血性当中的邪恶导向正义。

  但同时他也一定程度上沿袭了李黑记的粗鄙、放荡以至邪恶,正如父亲一再说他是第二个李黑记,显示出“英雄”之外“土匪”的一面,他以暴制暴,挑战各种潜规则也在这些规则中游弋,他给别人制造了悲剧(如他的妻儿),他自己又是一个悲剧性人物。

  赵子龙的人格结构中,有本我与超我两大块。本我一极,无视逻辑、理性和社会风俗习惯,赵子龙有他自己的逻辑或说生存法则,即“胆小的怕胆大的,胆大的怕不要命的”,“穷人就要有一股儿狠劲,没有这个狠劲你咋能活得下去”等等,遵循着这样一种“快乐原则”,少年赵子龙“会下夹子”,夹野兔松鼠,也“把人的脚脖子夹住”;“会炸鱼”,一个电雷管扔到水里,“能把鱼炸死一大片”;“会使弹弓,有回差点把一个人的眼睛打瞎”;“会打架,从来不认输。”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地满足本能冲动,或者以此缓解当下痛苦,将“痛苦”转化为“快乐”。以致他的生父骂他是个“不成器的东西”,“都学了啥乌七八糟的东西”,他的生母质疑养母对他的教育,认定她将他“养成了土匪”。青年赵子龙延续着少年时的“匪性”,表现在家庭婚姻上,结婚娶了个“小姐”,“一年后离了婚,又和一个比他大十多岁的女人同居”,为了达成离婚的目的,“她不愿意离,我就每天揍她,拿烟头烫她,拿啤酒瓶砸她脑袋,拿打火机烧她的毛”,种种表现都凸显着赵子龙漠视理性与道德,放纵生命本能的一面。

  但同时赵子龙又是一个具有“超我”人格的人,是理想化的“自我”,代表着道德和良知。当所有的同学都不敢惹李黑记的儿子李小军,不敢去为赵小娜出头时,赵子龙站出来保护后者不被欺负,还认定这样做“没错”、“这样的坏蛋我不收拾谁收拾”;当家人都害怕土霸王李黑记,哥哥更是仓皇跪下,赵子龙却不畏强暴,敢做敢当,镇住了李黑记;当所有师生都默认、包庇甚至帮助县官们的子女考试作弊时,赵子龙却不怕“捅破天”,将此事“报告给了巡查组的人”,竭力维护着诚实不欺、公平公正的道德规范和理想信念;而他为了三只因为救他而冻死的羊羔,以及接下来得瘟疫而死的二十多只羊,不被吃掉,得以埋葬,不惜与养父闹翻,更彰显着知恩图报的善良品质。这些理性、纯正、道德的一面,抑制了他人格中的“本我”,使他获得了某种升华。

  三    “父子”书写,相爱相杀

  与赵子龙相应,父亲是小说重点刻画的另一个人物,或者说,父子关系是小说描摹的重点,呈现为一种既紧张又亲和,既相杀又相爱的状态。

  就“子”这一端,赵子龙有着深刻的身份焦虑,一直处于“无父”与“寻父”的焦灼状态,他虽然粗鄙狂放,但一直因为被遗弃而感到深受伤害,或者说他的粗鄙狂放,也正是这种焦虑的表征。他出于身份焦虑的追问与对自身尴尬身份的体认:“我就是一个杂种”,“我到底是谁的种?”“就我一个是多余的么?”一直缠绕、折磨着他。他有着强烈的身份认证和寻根的冲动,一直试图努力返回原生家庭,试图获得生父的认可。这种被遗弃而又迟迟不被接纳的焦虑,又催生了他浓厚的叛逆情绪,他既是孝子,又是逆子,既渴望认宗,又时时反叛。在这样的拉扯和撕裂中,赵子龙对父亲既顺向继承又逆向发展,既恋父(在甘谷养父母家,被思念生身父母的浓郁情结所缠绕:“我放羊的时候想爸妈,去河里抓鱼的时候想爸妈,坐在教室里想爸妈,走在放学的路上想爸妈”;来到洛城生父家后,将养父给的五十块钱,“一直藏着没舍得花”,就记着生父过生日时给他买个啥;一旦生父表现出对他的些许接纳,他就激动不已,甚至受宠若惊:“真的吗?爸,真的您认我是您的儿子吗?”)同时赵子龙又审父甚至弑父,恋父/审父是一体两面,当赵子龙发出的恋父、认祖呼唤得不到回应时,他就滑向另一端:审父以至弑父(阻止姐姐“我”去给咳嗽的生父倒水:“让他咳,咳死好了”;故意在生父面前讲述那些被认为是“乌七八糟”的事;一家人住在酒店时,似乎推心置腹却又多少不怀好意地、拷问式地步步追问:“不是拿我换羊腿吃?”“你有没有觉得活着尤其像哈巴狗一样活着一点意思也没有?”“你和我妈有爱吗……你就没有想过离婚或者另找一个女人么?”如此等等)。将“恋父”与“审父弑父”缠绕在一起的,是他像朱文小说《我爱美元》中的儿子怂恿父亲去嫖妓一样,精心给父亲安排一个豪华单间,安排一个性感女子给他按摩。他以关心父亲身心的“恋父”的方式,完成了对父亲的“审”与“弑”,将父亲从平常的道貌岸然的高处拉下来。

  在“父”这一端,也是既遗弃,又不无疼惜(“爸爸对不起你,我们亏欠你太多了”)。既拒斥(要他回甘谷养父母那;不许他叫爸),又接受(为他上学去求校长;“猛地产生浓厚的亲情”)。父子之间的自然血缘关系(亲生)和现实伦理关系(姨夫),紧张而又亲和,撕裂而又重叠,既构成一种镜像:“我们就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你是我几个娃里头长得最像我的。”又破碎而迷离:“我也是你几个里头最可怜最凄惶的。”

  小说又将这种父子关系,将这种寻根认祖引向宗教的、神性的维度,将儿子(赵子龙)的认父与母亲的信主两个事件重叠,父子“相认”的情节发生时,母亲刚巧从信徒聚会回来:赵子龙:“那我叫啥啊?我敢叫爸爸吗?”我爸爸说:“我早就认你这个儿子了。”刚到家的母亲见证了这一幕:“参加信徒聚会归来的妈妈见赵子龙扑通一声跪在了他爸的面前。”这一安排应该不是闲笔,不是随意的巧合,而是意味深长的设计,将小说的核心故事——儿子(赵子龙)皈依父亲,上升到对神的皈依的层面,而贯穿小说的、关于“羊”的描写,也是一个有着特定所指的能指,一个与宗教相关联的能指符号,“羊”与赵子龙构成一种譬喻、映衬关系,赵子龙的失父焦虑与认父冲动,是“羊”对“牧羊人”的寻找,是“羊”对“主”的寻找与皈依。

 (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在《文学评论》《当代电影》等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学术专著三部,在《作家》《青年文学》等刊发表大量小说作品,出版小说集《空中隐约的耳语》和诗集《四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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